北京玉河桥东岸的会同馆朝鲜使臣寓所，在暮春时节飘散着一种混合了松烟墨、高丽参和海运途中防蛀药草的特殊气息。当礼部主客司郎中捧着那封盖有朝鲜国王宝印的国书副本走进来时，正看见三名身着青缎褡护的朝鲜使臣跪坐在堂中，面前矮几上摊开着一幅泛黄的《东海疆理图》。图上，对马岛与朝鲜庆尚道海岸之间那片狭窄的海域，被人用朱砂笔反复描粗，墨迹层层叠叠，像一道始终无法愈合的伤口。
“这是正统一年以来，倭船犯边三十七次的记录。”为首的朝鲜使臣李边声音沙哑，手指颤抖着指向图上一处处标记，“去岁九月，倭船十二艘突袭巨济岛，焚毁战船五艘，掳走边民一百二十三人。我王遣使责问日本室町幕府，其回书竟称：‘海商私贸，非幕府所遣’。”
礼部尚书接过国书副本，却没有立即展开，而是先看了一眼随行的通事官。那通事官会意，低声补充道：“倭国自足利义政继位后，幕府权威日衰，九州、濑户内海诸守护大名各自为政。劫掠朝鲜的，多是九州松浦党、对马宗氏等‘海侍’，幕府确实难以约束。”
伯颜帖木儿站在堂外廊下，目光越过使馆院墙，望向东南方向——那是大海的方向。蒙古贵族手中拈着一枚已经锈蚀的铜制“勘合符”，那是永乐年间明朝与日本贸易往来的信物，正面铸着“日本”两个汉字，背面是编号“武字柒佰叁拾肆号”。
“草原上两个部落争夺一处泉水，”他将勘合符举到阳光下，铜锈在光线里泛着暗绿色的斑驳，“如果泉水在甲部落的草场上，但乙部落的牛羊也要喝，通常的解决办法不是打仗，是请最古老的部落出面，划定喝水的时辰：日出到日中甲部落饮，日落到子夜乙部落饮。”他顿了顿，“但前提是，要有那个‘最古老的部落’。”
其其格带着礼部清吏司的书办，正在整理自洪武以来明朝与日本、朝鲜的所有往来文书。小丫头很快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断层：永乐至宣德年间，明朝与日本的“勘合贸易”定期进行，日本商船持勘合符至宁波、福州互市，秩序井然；但正统之后，勘合贸易渐疏，最近一次日本遣明使来访，已是八年前。
“这八年里，”她指着一页空白记录，“日本没有正规商船来，但倭寇犯朝鲜、扰浙闽的记录，增加了四倍。”
真正的症结在第二日文华殿的廷议上浮现。当朝鲜使臣李边泣血陈情，恳请“天朝发王师，荡涤海岛，以靖海疆”时，兵部尚书于谦第一个反对。
“跨海征倭，非比陆战。”于谦的声音冷峻如铁，“永乐年间，太宗皇帝确曾命水师巡海剿倭，但那是在近海。若深入对马、九州，粮秣补给如何保障？战船能否抗住外海风浪？更关键者——征伐之后，倭国若分裂更甚，海寇蜂起，岂非治丝益棼？”
户部尚书也摇头：“去岁浙闽水灾，漕运改制，国库虽不至空虚，但支撑跨海远征，恐力有未逮。且征倭若旷日持久，九边军费必受影响。”
朝鲜使臣的脸色渐渐发白。他忽然伏地，额头重重磕在金砖上：“小邦不敢奢求天朝兴师动众，只求……只求天朝一纸敕令，使倭国幕府约束其民。若天朝不出面，倭寇视我朝鲜如无物，明年今日，恐巨济岛之事将再现！”
堂上一片沉默。程允执的目光投向皇帝——御座上的天子自始至终没有开口，只是静静听着。老臣知道，皇帝在等一个既维护宗主国威严、又不至将明朝拖入战争泥潭的方案。
“或许，”程允执缓缓开口，“可以不‘征’，而‘镇’。”
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他。
“镇者，示之以威，慑之以力，导之以利。”老臣走到大殿中央那幅巨大的《大明混一图》前，手指点在日本列岛的位置，“倭寇之所以横行，一因日本国内乱，浪人、破落武士无以谋生，遂铤而走险；二因明朝与日本正规贸易中断，走私利厚，诱人犯禁。”
他转过身：“故臣有三策：一，以兵部名义，令辽东都司、山东都司、福建水师各抽战船二十艘，会于朝鲜全罗道沿海，举行‘联合巡海操演’。不需真开战，只需让倭寇看见大明的船帆。”
“二，重启对日勘合贸易。可遣使赴日本，面见足利将军，重申永乐旧约。告之：若幕府能约束诸大名、剿抚海寇，则明朝可恢复宁波、福州两市舶司，许日本商船持勘合符贸易。若不能……”程允执顿了顿，“则明朝将禁绝一切日本来船，并许朝鲜水师追剿倭寇至对马海峡。”
“三，在朝鲜设立‘海防协作司’。由明朝派员指导，助朝鲜整备水师、修缮烽堠、建立沿海预警体系。所需费用，明朝可借支部分，朝鲜分年偿还。”
堂中响起低低的议论声。于谦沉思片刻，道：“巡海操演可行，但需约束各船，不得先开火衅。重启勘合贸易……倭国如今能否找到永乐年间的旧勘合符都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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