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药证书下来的那天，林半夏正在鹰嘴山的三白草地里除草。手机上跳出一条短信，是赵研究员发的，只有四个字——“批了，恭喜。”林半夏蹲在地头，把那四个字看了三遍，然后把手机递给旁边的沈放。沈放看完，说走吧，回去庆祝。林半夏说不急，等草除完再说。沈放说你这人，什么时候能改改。林半夏说改不了，天生的。
两个人把最后几垄地的草除完，已经快中午了。林远峰从山上的石缝里采了一捆野生的鬼臼种子下来，看到他们在地头坐着，问怎么了。沈放说新药批了。林远峰把种子放下，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在手指间转了几圈，没点，又塞了回去。他蹲下来，看着远处的山，说了一句：“你曾祖父等这一天，等了一辈子。”林半夏说嗯。
回到省城，赵研究员已经在研究院门口等着了，手里拿着一份红头文件，封面印着国家药监局的鲜章。她说新药证书和生产批件一起下来了，可以找药厂合作生产了。林半夏说找哪家？赵研究员说省药监局推荐了几家，都是GMP达标的大厂，有中药口服固体制剂生产线。沈放说我去谈，你负责技术把关。林半夏说好。
找药厂的过程比预想的顺利。第一家谈的是省医药集团的子公司，规模大、信誉好、设备先进，但合作条件有点苛刻，要求基金会让出部分权益。林半夏拒绝了，青囊方不能让企业参股，这是底线。第二家是一家民营药厂，老板姓胡，五十多岁，以前是中药厂的车间主任，下海自己干。胡老板看了青囊方的资料，沉默了很久，说这个方子我听说过，林正之老先生的名字在我们这一行如雷贯耳。你们要什么条件？林半夏说基金会负责技术和品牌，你们负责生产和销售，利润按比例分成，青囊方的知识产权永远归基金会。胡老板想了想，说行，但这个比例得再商量。
沈放和胡老板谈了两轮，最终敲定了分成比例。林半夏在合同上签了字，按了手印，胡老板也在上面签了字，两个人的手隔着会议桌握在一起。胡老板说林医生，你放心，我虽然是个生意人，但钱不是最重要的。青囊方要是能造福病人，我跟着沾光，心里也踏实。林半夏说那就有劳胡总了。
生产线调试的那天，林半夏和沈放去了药厂。车间里干净得像手术室，空气经过净化，工人穿着蓝色的无菌服，戴着口罩和帽子，只露出两只眼睛。胡老板亲自带着他们参观，指着一条崭新的生产线说这是专门为青囊方购置的，颗粒剂和片剂都能做。林半夏摸了摸那些锃亮的设备，心里想曾祖父如果看到这些，一定会感叹时代变了。他当年在老宅里用小石磨研磨药材，用筛子过粉，用手搓成丸子，一天做不了几十粒。现在机器一转，一小时就能生产上万粒。
试生产的三批样品出来后，林半夏和赵研究员带着样品去了省药品检验研究院，做了全项检验。含量、崩解、微生物限度、重金属，每一个指标都合格。检验报告的最后一页写着“本品符合国家药品标准，准予上市。”林半夏把这份复印了多份，一份寄给了陈玉楼，一份寄给了林远峰，一份锁进青铜药匣里，和曾祖父的手稿放在一起。
青囊方的药品上市发布会定在省中医院的学术报告厅。林半夏不想搞什么发布会，但省药监局说这是省内第一个获批的中药复方新药，具有示范意义，应该宣传一下。她拗不过，只好答应。发布会那天来了不少人，有省卫健委和省药监局的领导，有各大医院的医生代表，有媒体记者，有桃花峪的村民代表，还有几个从外地赶来的肝病患者。陈老太太穿了一件红色的棉袄，坐在第一排，脖子上戴着一串银项链，拍照的时候笑得很开心。
林半夏站在讲台上，手里拿着那本即将出版的《青囊遗录》校样。她说我手里这本书，是我曾祖父林正之先生留下的手稿。里面的方子，有些已经传了几代人。青囊方能有今天，不是因为我，是因为青囊门几代人的坚持，是因为那些参与临床试验的患者们的信任，是因为在这个会议室里以及在会议室外的很多人伸出援手。青囊房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所有人的。台下静默了几秒，然后掌声响了起来。
沈放坐在台下，看着她，眼眶有些红。他想起了那些年在急诊室里见过的肝病患者，他们有的因为经济原因放弃了治疗，有的因为吃了假药加重了病情，有的等到确诊已是晚期。现在，也许会有更多的人，因为青囊方而得到及时的救治。他能遇上林半夏，是这辈子最大的运气。
发布会结束后，林半夏被记者围住了。有人问她青囊方的定价会不会很贵，林半夏说不会，我们和药厂约定的出厂价是普通患者能负担得起的。又有人问她接下来有什么计划，林半夏说计划很多，推广青囊方的临床应用、开展后续研究、建立肝病筛查网络、培养基层医生，每一项都需要时间和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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