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结构，我以为可分四部分。”林越勾勒大纲，“一曰‘天时地利’，讲节气物候、土壤辨识、农田水利基础；二曰‘五谷栽培’，聚焦本州主粮（麦、稻、粟、豆）之全程管理；三曰‘园圃畜牧’，涉及菜蔬、果树、家禽家畜之常见管护；四曰‘防灾储粮’，简述应对水旱虫灾、粮食储存之土法。”
赵训导看着大纲，道：“结构倒也分明。只是这内容……若过于具体，恐失之琐碎；若过于简略，又恐流于空谈。且农事多赖经验，书中所述，万一与老农之法相左，或遇气候异常不验，岂不误人？”
“这正是难点所在。”林越点头，“故而我们每一条记述，必须慎之又慎。可效仿医书，注明‘此法人言有效，然须因地制宜’、‘某庄某年试行，增产几何’、‘某老农常用此法’等。绝不使用‘必然’、‘绝对’等词。对于有争议或不确定之法，宁可暂缺，或并列不同说法，注明‘可多方尝试，择善而从’。”
编撰过程远比《实用算术》缓慢曲折。邀请来的老农，第一位是西郊的周老汉。他坐在听松轩里，捧着一杯粗茶，看着林越他们整理的农事要点条目，时而点头，时而摇头。
“这条，‘春分前后，种瓜点豆’，大致不差。但得看地气，看风向。今年春寒，就得往后挪几天。”周老汉指着一条节气农谚道。
“那该如何判断地气风向？”鲁石虚心请教。
“这个嘛……土坷垃能捏散不粘手，地气就上来了。风从东南来，带着暖湿气，就是好时候。这些，书上能写明白？”周老汉有些怀疑。
林越让杨禾记下：“可加小注：判断地气，可手捏地表干土，松散为宜；风向物候，需综合观察。”
讲到堆肥，周老汉来了精神：“你们写‘粪草相间，层层堆积，定期翻沤’，法子是对的。但啥样的草肥力足？翻堆到底啥火候？这些不说清楚，别人弄出来不是臭就是没劲。” 他详细说了几种易得的野草、落叶，以及翻堆时肥料该有的颜色和气味。
有时，老农的经验与林越他们从别处或试验中得来的方法并不一致。比如防治地蛆（种蝇幼虫），一位老农坚持用灶底灰拌种，而林越他们记录中还有烟草水灌根的法子。争论不下，林越便决定将两种方法都列出，注明来源，并加上一句：“虫害轻重、土质不同，法亦各异，可试而择之。”
除了老农顾问，林越还常带着杨禾、鲁石，到州城周边的田间地头、农家院落实地观察、询问，验证书中要点。看到有农户用新法选的麦种已露出茁壮的嫩苗，便仔细记录长势；看到有农家猪圈卫生不佳，仔猪腹泻，便请教如何改善并记录土方。这些鲜活的一手资料，不断补充、修正着书稿内容。
赵训导则致力于将那些散碎的经验，用相对规整又不失生动的文字组织起来，并大量引入经过核实的农谚、歌谣。如“麦收三月雨，谷熟五月风”，“锄头底下三分水，耙子底下三分肥”，既朗朗上口，又蕴含道理。他还从故纸堆中找出一些古农书的吉光片羽，谨慎地选择那些至今仍有参考价值的，加以注释说明。
绘制插图是另一项繁重工作。田亩形状、农具样式、作物形态、害虫图样、乃至堆肥坑的剖面、猪圈的合理布局……都需要清晰准确的图示。林越亲自指导杨禾和鲁石，用炭笔起稿，务求简洁明了，突出关键特征。有些复杂图形，还请了州学里一位擅画工笔的斋夫帮忙润色。
日复一日，听松轩内，纸张摩擦声、低声讨论声、炭笔勾勒声不绝于耳。案头的手稿越堆越高，上面布满修改的墨迹和旁注。窗外，春光渐老，夏意初萌。
争议与磨合贯穿始终。周账房觉得赵训导某些文辞修改后“失了烟火气”，赵训导则觉得周账房的口语化表述“有欠雅驯”；老农的某些经验之谈，与少量古籍记载或别处经验矛盾时，取舍令人头疼；某些技术细节，究竟写到多细才算“易懂”又不“冗赘”，时常需要反复权衡。
林越作为总纂，需适时仲裁，把握尺度。他坚持的原则始终未变：以本地验证为最高标准，以实用易懂为首要目标，宁缺毋滥，宁简勿繁。
这一日，众人正在争论《农技基础》中关于“稻田养鸭除虫”一节该如何下笔。此法在林越本州试行效果不错，但并非所有水田都适用，且需注意鸭群管理，否则可能损苗。
“当写明‘水不过膝、秧苗健壮之田可试’，并详述放鸭时机、数量、巡田要点。”杨禾根据记录说道。
“是否过于繁琐？且鸭粪肥田之事，是否一并提及？”赵训导问。
“鸭粪肥田自是好处，但此节主旨是除虫，可略提一句，以免冲淡主题。”林越斟酌道，“关键在于说明白适用条件和关键注意事项，让农人知其利弊，自行决断，而非盲目照搬。”
正讨论间，徐书吏匆匆而来，带来宋濂口信：编纂进度需加紧，州学房舍已修缮大半，蒙童招募在即，教材需尽快定稿付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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