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结构,我以为可分四部分。”林越勾勒大纲,“一曰‘天时地利’,讲节气物候、土壤辨识、农田水利基础;二曰‘五谷栽培’,聚焦本州主粮(麦、稻、粟、豆)之全程管理;三曰‘园圃畜牧’,涉及菜蔬、果树、家禽家畜之常见管护;四曰‘防灾储粮’,简述应对水旱虫灾、粮食储存之土法。”
赵训导看着大纲,道:“结构倒也分明。只是这内容……若过于具体,恐失之琐碎;若过于简略,又恐流于空谈。且农事多赖经验,书中所述,万一与老农之法相左,或遇气候异常不验,岂不误人?”
“这正是难点所在。”林越点头,“故而我们每一条记述,必须慎之又慎。可效仿医书,注明‘此法人言有效,然须因地制宜’、‘某庄某年试行,增产几何’、‘某老农常用此法’等。绝不使用‘必然’、‘绝对’等词。对于有争议或不确定之法,宁可暂缺,或并列不同说法,注明‘可多方尝试,择善而从’。”
编撰过程远比《实用算术》缓慢曲折。邀请来的老农,第一位是西郊的周老汉。他坐在听松轩里,捧着一杯粗茶,看着林越他们整理的农事要点条目,时而点头,时而摇头。
“这条,‘春分前后,种瓜点豆’,大致不差。但得看地气,看风向。今年春寒,就得往后挪几天。”周老汉指着一条节气农谚道。
“那该如何判断地气风向?”鲁石虚心请教。
“这个嘛……土坷垃能捏散不粘手,地气就上来了。风从东南来,带着暖湿气,就是好时候。这些,书上能写明白?”周老汉有些怀疑。
林越让杨禾记下:“可加小注:判断地气,可手捏地表干土,松散为宜;风向物候,需综合观察。”
讲到堆肥,周老汉来了精神:“你们写‘粪草相间,层层堆积,定期翻沤’,法子是对的。但啥样的草肥力足?翻堆到底啥火候?这些不说清楚,别人弄出来不是臭就是没劲。” 他详细说了几种易得的野草、落叶,以及翻堆时肥料该有的颜色和气味。
有时,老农的经验与林越他们从别处或试验中得来的方法并不一致。比如防治地蛆(种蝇幼虫),一位老农坚持用灶底灰拌种,而林越他们记录中还有烟草水灌根的法子。争论不下,林越便决定将两种方法都列出,注明来源,并加上一句:“虫害轻重、土质不同,法亦各异,可试而择之。”
除了老农顾问,林越还常带着杨禾、鲁石,到州城周边的田间地头、农家院落实地观察、询问,验证书中要点。看到有农户用新法选的麦种已露出茁壮的嫩苗,便仔细记录长势;看到有农家猪圈卫生不佳,仔猪腹泻,便请教如何改善并记录土方。这些鲜活的一手资料,不断补充、修正着书稿内容。
赵训导则致力于将那些散碎的经验,用相对规整又不失生动的文字组织起来,并大量引入经过核实的农谚、歌谣。如“麦收三月雨,谷熟五月风”,“锄头底下三分水,耙子底下三分肥”,既朗朗上口,又蕴含道理。他还从故纸堆中找出一些古农书的吉光片羽,谨慎地选择那些至今仍有参考价值的,加以注释说明。
绘制插图是另一项繁重工作。田亩形状、农具样式、作物形态、害虫图样、乃至堆肥坑的剖面、猪圈的合理布局……都需要清晰准确的图示。林越亲自指导杨禾和鲁石,用炭笔起稿,务求简洁明了,突出关键特征。有些复杂图形,还请了州学里一位擅画工笔的斋夫帮忙润色。
日复一日,听松轩内,纸张摩擦声、低声讨论声、炭笔勾勒声不绝于耳。案头的手稿越堆越高,上面布满修改的墨迹和旁注。窗外,春光渐老,夏意初萌。
争议与磨合贯穿始终。周账房觉得赵训导某些文辞修改后“失了烟火气”,赵训导则觉得周账房的口语化表述“有欠雅驯”;老农的某些经验之谈,与少量古籍记载或别处经验矛盾时,取舍令人头疼;某些技术细节,究竟写到多细才算“易懂”又不“冗赘”,时常需要反复权衡。
林越作为总纂,需适时仲裁,把握尺度。他坚持的原则始终未变:以本地验证为最高标准,以实用易懂为首要目标,宁缺毋滥,宁简勿繁。
这一日,众人正在争论《农技基础》中关于“稻田养鸭除虫”一节该如何下笔。此法在林越本州试行效果不错,但并非所有水田都适用,且需注意鸭群管理,否则可能损苗。
“当写明‘水不过膝、秧苗健壮之田可试’,并详述放鸭时机、数量、巡田要点。”杨禾根据记录说道。
“是否过于繁琐?且鸭粪肥田之事,是否一并提及?”赵训导问。
“鸭粪肥田自是好处,但此节主旨是除虫,可略提一句,以免冲淡主题。”林越斟酌道,“关键在于说明白适用条件和关键注意事项,让农人知其利弊,自行决断,而非盲目照搬。”
正讨论间,徐书吏匆匆而来,带来宋濂口信:编纂进度需加紧,州学房舍已修缮大半,蒙童招募在即,教材需尽快定稿付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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