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洛阳,晨风依旧带着寒意。
公文袋里装着三份文书,都是要送往户曹的。
户曹衙门位于尚书省西南角,是一排略显陈旧的两层砖木建筑。门楣上的漆已经斑驳,露出底下暗沉的木色。门前石阶被无数双鞋履磨得中间凹陷,边缘长着青苔。
李世欢踏上台阶时,听见里面传出算盘珠子的噼啪声。
进门是个狭长的穿堂,两侧开着一间间值房。每间房里都堆着半人高的账簿,穿着青色或褐色吏服的胥吏们埋首其中,有人拨算盘,有人誊抄,有人对着账册皱眉苦思。空气里弥漫着墨臭、纸霉和人体久坐后的酸腐气味。
这就是管理着大魏帝国钱粮田亩的中枢之一。
李世欢按照惯例,先到门房递上文书。值门的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吏,眼皮耷拉着,接过文书时连头都没抬。
“等着。”老吏吐出两个字,将文书随手扔在身旁一张堆满卷宗的桌上。
李世欢退到穿堂墙边,靠墙站着。这是函使的规矩,在衙门里,没有座位给你,除非你愿意塞钱打点。他环顾四周,目光扫过那些忙碌的胥吏。
大多数人都面色灰败,眼袋浮肿,手指染着墨迹。有人一边拨算盘一边低声咒骂,有人对着账册上的数字反复核对,额头渗出细汗。
靠近穿堂尽头的一间值房里,传来压抑的争吵声。
“……王主事,这账实在做不平了!”一个年轻的声音带着焦急,“定州去年上报的复垦田亩是七万三千亩,可今年春播的种子拨付记录只对应三万九千亩。差了三万多亩的缺口,这……这让我怎么编?”
“蠢材!”一个沙哑的中年声音呵斥道,“你不会在‘虫灾损耗’、‘鼠害减收’这些条目里分摊吗?再不济,就说去年丈量时有误,今年重新核查发现部分田亩不宜耕种!”
“可……可这些理由去年都用过了啊……”
“用过就不能再用?”中年声音冷笑,“朝廷那些人,谁真会去田间地头核对?账面上平了就行!”
年轻声音沉默了片刻,低声问:“那……那三万多亩对应的税赋怎么办?”
“怎么办?”中年声音压得更低,但穿堂空旷,还是隐约飘了出来,“摊到其他州郡去。冀州今年不是报了个‘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吗?就在他们头上加一成‘羡余’。反正刺史大人要政绩,多报点收成他乐意,多交点税他也不在乎,又不是从他口袋里掏钱。”
李世欢的手指在袖中微微蜷缩。
这就是朝廷的账。
纸上的数字可以随意涂抹,田亩可以凭空增减,灾祸可以重复使用,政绩可以层层加码。而那些在田里耕作的血肉之躯,那些靠天吃饭的农人,不过是账册里几个可以随时修改的墨点。
“喂,函使!”
老吏的喊声打断了李世欢的思绪。他抬头,见老吏朝他招手:“定州那份,李主事要亲自问话。你,跟我来。”
李世欢心中一凛。主事亲自问话,这不合常理。函使通常只负责递送文书,不问内容。但他面上不动声色,跟着老吏穿过穿堂,上了吱呀作响的木楼梯。
二楼的值房比楼下宽敞些,但也更加压抑。靠墙的书架上堆满了历年账册,有些已经泛黄卷边。窗边一张大案后,坐着个四十来岁的官员,穿着浅绯色官服,这是从六品上的户曹主事。
主事姓李,单名一个“肃”字。李世欢来时曾打听过,此人出身陇西李氏旁支,算不上高门,但在户曹经营了十五年,是真正的实权胥吏。据说他能把大魏十三州的田亩、户口、税赋倒背如流,但也因此深谙其中所有猫腻。
“你就是送定州文书的函使?”李肃没抬头,手里拿着一支细毫笔,正在账册上批注。
“是,小人李世欢。”
“定州离洛阳八百里,这份急件几日送到?”
“六日。”
李肃终于抬起头。他的眼睛细长,眼白泛黄,目光像一把沾了油的刷子,从李世欢身上扫过,“路上可曾遇到定州来的人?”
李世欢谨慎回答:“小人在孟津渡口遇到过几个定州口音的商贩,但未曾交谈。”
“嗯。”李肃的手指在案上敲了敲,忽然问,“你老家是哪里?”
“怀朔镇。”
“北边啊。”李肃的语气里多了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听说那边日子不好过?”
李世欢心中警铃大作。这个问题看似随意,实则危险。他垂下眼:“小人近况不甚了解。只是听往来商旅说,边镇粮价日贵,戍卒生计艰难。”
“生计艰难……”李肃重复着这四个字,忽然笑了,“哪里都艰难。定州去年一场大水,冲毁民宅三千余间,溺死百姓四百多人。朝廷拨了十万石粮,可有什么用?灾民该饿死的还是饿死,该流亡的还是流亡。”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着李世欢:“你可知,朝廷现在最怕什么?”
“小人不知。”
“最怕‘实报’。”李肃的声音冷了下来,“水灾冲了多少田,死了多少人,损失多少钱粮,这些数字,报得越实,朝廷越难办。因为要赈济,要蠲免,要拨款。可国库哪来的钱?所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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