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斌说好，他下周可以请一天假过来。挂了电话之后，林渡在笔记本上写下“罗斌——成都——母子边界”，又在后面打了一个问号。
这是一个他还没有想清楚要不要接的案子。
接下来的两天相对平静。林渡处理了两个小案子——一个帮客户退出了七个毫无交集的校友群，一个帮客户给前同事发了一条“请不要再在工作时间以外给我打电话”的边界声明。这两个案子都很顺利，客户反馈良好，没有什么情绪上的反复。林渡甚至有一整个下午没事做，难得地出门走了走。
他住的地方离河边不远，走路十五分钟。那条河叫清溪河，名字好听，实际上是一条被水泥堤岸箍得笔直的城市排水渠，水是灰绿色的，流速很快，带着一种北方城市特有的寡淡。河岸边有一条步道，傍晚的时候有很多人散步。林渡走在人群中，穿着一件黑色的薄外套，双手插在口袋里，不跟任何人对视。
他注意到一个细节：几乎所有人都在看手机。或者拍照，或者回消息，或者刷短视频。一个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妈妈一边走一边打电话，语气很急地说“你听我解释”；一个头发花白的大叔坐在长椅上，对着手机语音用方言大声说“我都说我不去了你还非要喊我去”；两个中学生并肩走，但每个人都在看自己的屏幕，偶尔抬头交流一句“你看这个”。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什么东西牵引着，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像一群被看不见的线牵着的风筝。
林渡忽然想到一件事：他所做的“关系注销”，本质上也是一种“断线”。线断了之后，风筝会飞向哪里？是获得自由，还是坠落到地面？他不知道。他只知道来找他的人，都觉得线那边的力太重了，重到飞不起来了。他帮忙剪断，至于之后飞不飞得起来，那不是他的业务范围。
他的电话又响了。
这一次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很年轻，说话语速极快，像是在赶时间：“林老师你好我叫宋棠，我需要你帮我处理一个事情，我跟我一个朋友之间有一个联名账户需要处理，但我们很久没有联系了，我不想自己联系她，你能不能帮我跟她沟通，让她签一个解约协议？”
林渡让她慢一点，一个一个说。
原来宋棠三年前跟一个朋友合伙做了一个小型的自媒体账号，赚了一点钱，两人开了一个联名的银行卡，里面大概有四万多块钱。后来两人因为理念不合分道扬镳，账号停更了，钱一直放在联名账户里没动过。最近宋棠想把这笔钱取出来分清楚，但根据银行的规定，联名账户需要两人同时到场或者出具双方签字的授权书才能销户。她不想联系对方——不是因为恨，是因为尴尬。那种“我们已经完全不是朋友了但还得因为钱坐下来签字”的尴尬。
“这笔钱其实不多，四万二，一人也就两万一。”宋棠说，“但就是卡在那里，像一根刺。我觉得只有把这件事彻底了结了，我才能真正把那一段翻篇。”
林渡听完，觉得这个案子在技术层面跟之前的没什么不同——代沟通、代谈判、代起草协议文件。但他多问了一句：“如果她不愿意签呢？”
宋棠沉默了一下，说：“那我就不要那两万一了。但我需要一个见证，证明我不是逃避，我是认真地去处理了，是她不配合。”
林渡在笔记本上写下了“宋棠——联名账户——两万一”。然后他说：“这个案子我接。”
宋棠把对方的联系方式发给了他。对方叫周茉，跟宋棠同龄，也在同一个城市。林渡花了一天时间拟定了一个沟通方案：先以第三方的身份给对方发一条信息，说明来意，附上拟好的协议文本，询问对方是否愿意签署。如果对方同意，他约一个时间地点，让两人在不需要见面的情况下分别签署（他可以拿着协议分别去找两个人签字）。如果对方拒绝，他会请对方明确表态，然后将表态结果反馈给宋棠，由宋棠决定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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