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的同志听完，敲了敲笔帽。
“所以我才说，两手准备。”
“安全线先拉满，沟通线也得马上备上。”
“他们提的三条要求，说明对方知道现代国家怎么运转，这点不能不重视。”
“骗子会张口要钱，要通道，要保护。”
“但他们没有先提这些，他们先提程序，提对等，提安全。”
“这不是普通诈骗话术。”
国安的同志摇了摇头。
“也可能是研究透了我们。”
“越像真，越要小心。”
这时，自然资源部的代表把手里的材料合上了。
他前面没说话，这时才开口。
“是不是间谍，或者文物贩，那是你们国安和总参要考虑的事情。”
“我倒是觉得，真要是大唐人就好了。”
这句话说出来，几人都转头看了过去。
他没有回避，反而把自己的意思说得更明白。
“如果真能建立稳定通道，那不只是历史问题，也不只是外交问题。”
“是国家发展上限的问题。”
他翻开自己做了折角的那页材料。
“贞观年间的大唐，疆域大，人口少，很多矿带还没被大规模开采。”
“煤，铁，铜，盐，油页岩，稀有金属，很多都还埋在地下。”
“如果双方能在国家层面建立合作，很多今天需要绕很多路才能解决的问题，可能一下子就有新解法。”
他说到这里，声音也重了些。
“我甚至可以说，这会直接改变我们的资源安全格局。”
“很多卡脖子的地方，会被立刻松开。”
这就是现代国家部门的思维差别。
国安先看风险。
总参先看边界。
外交先看口径。
自然资源部先看长期收益。
不是谁对谁错，而是各自都站在自己的职责里说话。
社科院老教授此时也补充道。
“还有一点，如果对方真来自贞观，那边的田制，赋税，边疆治理和社会结构，都是整套活样本。”
“这不是普通文物出土能比的。”
“这是活的历史现场。”
外交部的代表点头。
“这也是我坚持做两手预案的原因。”
“真要能沟通，那就是前所未有的文明接触。”
“这类接触不能只看眼前。”
“它会影响后面的很多叙事，也会影响世界怎么看我们。”
国安的同志听到这里，还是没有松口。
“我提醒一句，越大越不能先信。”
“对方如果真掌握稳定往返能力，主动权就在对方手里。”
“这不是普通接待工作，这是安全博弈。”
总参代表接上去。
“而且要做最坏准备。”
“如果对方能把人送过来，也就可能把别的东西送过来。”
“目前不清楚通道限制，不清楚运力上限，也不清楚可控程度。”
“这些都得先问清。”
会议开到这里，办公厅的同志才插话道。
“我觉得可以考虑外交部同志的方案，做两手准备。”
“虽然这非常离谱，但若是没有预案和准备，那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了。”
“今天坐在这里，不是为了证明谁胆子大，谁胆子小。”
“是要把这件从来没见过的事，先装进我们已有的工作框架里。”
“不然事情一大，大家就容易凭本能走。”
“本能是处理不了这个问题的。”
这话说完，屋里明显稳了些。
会议从这里开始，真正进了实质讨论。
社科院提出先做第二轮和第三轮交叉检测。
国安提出对现场人员背景和行为模式继续画像。
总参提出如果真的要接触，人员必须精干，必须可控，必须有明确边界。
外交部提出接触语言和表述方式要提前准备，既不能刺激对方，也不能先把自己摆低。
自然资源部则提交简要框架，列出了若真存在稳定通道，国家层面的资源议题应如何分阶段接触。
这些讨论听起来很散，其实都围着一个点。
那就是怎么把未知变成可操作。
会议开到后半段，争论反而更激烈了。
国安的同志坚持要把现场定成高风险目标，至少短期不能放松。
外交部的同志说不能只围不谈，否则主动权永远拿不到。
总参代表问，如果对方提出先派人去大唐怎么办。
这句话出来，桌边几个人都安静了。
这个问题前面大家都在绕着走，现在总算摆到了桌面上。
去还是不去，这是个问题。
这些都不是胆子大就能解决的。
社科院老教授倒是先说了自己的意见。
“如果事情走到那一步，我建议要有人去。”
“历史研究不是隔着玻璃看标本。”
“真有机会看见活的贞观，我愿意去。”
国安的同志立刻皱眉。
“您这是学者冲动。”
“真出了问题，谁来负责？”
老教授也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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