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你这肉……怎么这颜色？发白啊。”
“爱买不买。不买滚蛋。”
一九八七年夏天，镇上那个叫郑屠的，就是这么把肉刀往案板上一剁，斜着眼瞅人的。
我那时候在镇中学读初二，每天放学回大刘村，都得从他那家肉铺门前过。那年头治安乱得没边，城乡结合部这块儿，外来务工的、混舞厅的、盲流子天天在街上晃。死个人或者丢个把人，真就跟死条狗差不多，大伙儿顶多当个茶余饭后的闲话说两天，转头就忘了。
可那几天，郑屠的肉铺门前偏偏热闹得邪乎。
原因没别的，便宜。那年头肚子里都缺油水，郑屠家那肥膘肉硬是比国营副食店便宜了三成。可只要是明眼人，仔细瞅瞅那肉，心里都得犯嘀咕。那肉色不是正常的血红，也不是死猪肉那种暗紫，而是一种泛着死气的白，就像是在水里泡了三天三夜，把血水全攥干了似的。
可奇怪就奇怪在，买回去的人都说，这肉炖出来特别香。
真他妈香。那半条街到了傍晚，全是那股子浓得化不开的肉香味，飘得老远。那香味不像是大烟壳子熬的，倒像是一种带着甜腻的、能勾出人馋虫的荤腥。连我们学校食堂的掌勺老王都去排队买过一次，回来一边啃着骨头一边砸吧嘴，说这辈子没吃过这么烂糊、这么有嚼头的肉。
只有我知道，那地方不对劲。
因为每天下午五点半，我背着书包路过那破破烂烂的油毡布棚子时，闻到的根本不是什么肉香。
是一股子铁锈味。
极浓、极冲的铁锈味。就跟把一堆生了锈的铁钉子，泡在死水缸里沤烂了，然后再往里掺了泔水一样的味道。每次走到那附近，我都得死死捂住抠了两个大洞的口罩，小跑着过去。有一次我不小心往里瞥了一眼，正好瞧见郑屠光着个膀子，那长满黑毛的胸脯上全是亮晃晃的猪油。他正用一根铁钩子，把一扇老大老大的“白肉”往房梁上挂。
那肉太白了，白得连一根血丝都瞧不见。
“看鸡毛看？小兔崽子，找抽呢？”郑屠突然一转脸，那双陷在肉缝里的三角眼死死盯住了我。他脸上那条斜穿过左眼角的疤瘌，随着他说话一动一动的，像条刚活过来的蜈蚣。
我吓得一激灵，背着包撒丫子就跑。
村里老人都说，郑屠这人是个劳改犯，千万别去招惹。他四十多岁，以前在县屠宰场干活，力气大得能单手按住一头四百多斤的活猪。年轻时因为把人捅成了重伤，在里头蹲了小十年。出来后结发老婆早跑了，他就一个人开了这间肉铺，白天卖肉，晚上就歇在肉铺后面的两间低矮砖房里。
他平时不跟人说话，要是有顾客嫌秤不够，他直接把剔骨刀往案板上一扎，眼珠子一瞪，那人保准屁都不敢放一个，提着肉就溜。
可就是这么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恶太岁，那几天，眼神却开始发飘了。
事情大概是从冯燕失踪那会儿开始不对劲的。
冯燕是镇上“红玫瑰舞厅”的陪酒女，长得挺妖娆，天天描红唇、穿黑丝袜，在大街上扭来扭去。镇上的老娘们背地里都啐她，叫她“骚狐狸”。那年头，这种女人的名声臭，但围在她屁股后面的老爷们可不少。郑屠就是其中一个，常有人看见他大半夜请冯燕去吃夜宵，俩人勾勾搭搭的。
六月中旬的一天，冯燕突然就不见了。
起初谁也没当回事，都以为她是跟哪个南方来的大老板私奔了，或者是嫌这地方穷，换码头捞钱去了。只有她那个在纺织厂上班的亲妹妹冯娟，急得眼睛都哭肿了，跑到派出所报了案。
结果呢？派出所的民警连本子都没翻开，一边抽着旱烟一边说：“你姐那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今天跟这个好，明天跟那个跑。这种女人自己走了太正常了，说不定过两天带个大彩电就回来了，查啥查？没法查。”
冯娟没办法，只能挨家挨户地问。
那天下午，我放学刚好瞧见冯娟站在郑屠的肉案前，抓着郑屠那满是油污的袖子，哭着喊：“郑哥，我姐失踪前一天晚上，有人看见她跟你在一起，你到底见没见过她？她到底去哪儿了？”
郑屠正用抹布擦着刀，一把将冯娟推了个跟头。他啐了一口粘痰，骂道：“老子哪知道那婊子死哪儿去了？前天晚上她是来找我借钱，老子没给，她就骂骂咧咧地走了。怎么着，她跟汉子跑了，你还想赖在老子头上？再胡搅蛮缠，老子一刀劈了你！”
那一刻，我瞧见郑屠的脸色很难看。他的眼圈黑得像用炭涂过，眼皮底下全是红丝，手指头还在神经质地抠着肉案上的木刺。
冯娟坐在地上哭得死去活来，周围围了一圈看热闹的闲汉，个个笑嘻嘻的，没一个上去扶。
人性这东西，有时候比那馊了的泔水还恶心。大家伙儿心里都明白，冯燕八成是出事了，但谁愿意为了一个名声不好的陪酒女，去得罪一个坐过牢、手里攥着杀猪刀的狠角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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