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浩的目光扫过这间勉强能称之为“家”的破旧土房，土墙被岁月侵蚀得斑驳不堪，露出内里夹杂的枯草与碎麦秸，几处墙皮已经鼓胀起皮，仿佛随时都会簌簌落下。
屋顶的木梁被烟火熏成了深褐色，蛛网在房梁的角落里肆无忌惮地扩张，几只灰黑色的蜘蛛正悠闲地趴在网中央，对这位新主人的到来毫不在意。
墙角的米缸敞着口，缸底结着层暗黄色的硬壳，那是去年残存的米糠混合着霉变的痕迹。
秦浩走过去探头一瞧，空荡荡的缸底映出他自己那张带着几分茫然的脸，他忍不住自嘲地勾了勾嘴角——这光景，怕是耗子钻进来都得哭着原路返回，连点能塞牙缝的东西都找不到。
他在屋里转了两圈，脚步落在地面的黄土上，扬起细微的尘埃。最后，在灶台旁边的矮柜底下，他总算找到了半筐红薯。拿起一个掂量了掂量，从灶台边的柴草堆里抽出几根干燥的枯枝，用火柴点燃。
橘红色的火苗舔舐着柴枝，发出噼啪的轻响，很快便窜起半尺高。秦浩将红薯一个个埋进逐渐堆积的草木灰里，用树枝拨了拨，让每一个红薯都裹上厚厚的热灰。
没过多久，一股甜丝丝的香气便从灰堆里钻了出来，先是若有若无，随着火势渐旺，那股香气愈发浓郁，带着焦糖般的醇厚，在狭小的土房里弥漫开来。
秦浩不自觉咽了口唾沫，用树枝扒开灰烬，露出焦黑开裂的红薯表皮，热气裹挟着香气扑面而来，捡起一个在手里来回倒腾着，剥开焦皮，金黄软糯的薯肉露了出来，还冒着细密的热气。
咬下一口，甜丝丝、面乎乎的口感在舌尖化开，烫得他直吸气，却舍不得停下。三个红薯下肚，空荡荡的胃里总算有了些暖意，低血糖带来的眩晕感也缓解了不少。
秦浩靠在灶台边，手里摩挲着剩下的半个红薯，眉头却越皱越紧。
“1978年啊……”
明年就是改革开放的元年，可眼下，计划经济的铁律依旧牢牢捆着每个人的手脚。街头巷尾偶尔能听到有人偷偷倒卖东西，可一旦被扣上“投机倒把”的罪名，轻则游街示众，重则蹲大狱。进工厂？那更是天方夜谭，没有城镇户口，没有门路关系，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连工厂的大门都摸不着。
难道真要像之前那样做家具混个温饱？
秦浩把剩下的红薯塞进嘴里，将最后一点红薯屑舔干净，拍了拍手上的灰，起身熄了灶火。确认不会复燃后，才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走了出去。
屋外的阳光有些刺眼，秦浩眯了眯眼睛，适应了好一会儿才看清周围的景象。土房周围稀稀拉拉地分布着几户人家，都是差不多的土坯墙、茅草顶，院墙大多是用黄泥混合着秸秆糊成的，不少地方已经坍塌，露出里面参差不齐的篱笆。
“浩子，好些了？”隔壁的二婶挎着个竹篮从门口经过，篮子里装着半筐野菜，绿油油的像是刚挖回来的。她穿着打满补丁的蓝色土布褂子，袖口磨得发亮，看见秦浩，脸上堆起朴实的笑容。
“好多了，二婶。”秦浩笑着点头回应。
“这就好，年轻人体格就是禁折腾。”二婶絮絮叨叨地说着。
秦浩继续往前走。一路上遇到不少村民，有扛着锄头下地的，有坐在门口纳鞋底的，还有几个半大的孩子在泥地里追逐打闹，脸上糊得脏兮兮的，笑声却清脆响亮。
走到村口的队部时，一个穿着深蓝色干部服的老人正蹲在门口抽旱烟，看见秦浩路过，连忙磕了磕烟袋锅子站起身：“浩子，你来一下。”
这是小雷家的老支书，在村里威望很高。他走了过去：“老叔，您找我？”
老支书把他拉进队部，屋里陈设简单，一张掉漆的木桌，两把长凳，墙角堆着几捆文件。老支书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边缘有些磨损。
“老叔下午有点事情走不开。”他把信封递给秦浩：“你帮我把这封信送给山背大队的杨主任。”
秦浩接过信封：“您放心，我一定送到。”
“机灵点儿，别弄丢了。”老支书又叮嘱了一句。
“知道了。”秦浩把信封揣进怀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去山背大队一趟正好能熟悉熟悉环境，便爽快地答应下来。
从小雷家到山背大队有三四里地，一条蜿蜒的土路穿过多片稻田。秦浩沿着土路慢慢走着，脚下的泥土湿润松软，带着雨后的潮气。
路两旁的稻田里，稀稀拉拉地水稻，东倒西歪，稀稀疏疏地立在地里。
秦浩停下脚步，皱着眉打量着这片田地。他记得原主的记忆里，小雷家的地其实还是不错的，土壤肥沃，灌溉也方便，可眼前这景象，实在让人不敢恭维。秧苗长得参差不齐，高的已经快没过脚踝，矮的才刚露出水面，叶片上还带着枯黄的斑点，明显是缺水缺肥的样子。
“这哪是种地，简直是糊弄鬼呢。”
不过这种情况倒也正常，现在吃的是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谁肯卖力干活？反正粮食收多收少都是公家的，自己也落不到好处，反倒不如省点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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