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的大规模空袭停了，可防空部队不敢松一口气。老钱蹲在安东机场的塔台里，眼睛盯着雷达屏幕，手里的搪瓷缸子凉了又热，热了又凉。周大勇靠在椅子上打盹，飞行帽盖在脸上，呼噜声不大，但隔几秒就抽一下，像是在梦里还在追敌机。赵卫国坐在窗台上，一条腿搭着窗框，手里擦着飞行帽的护目镜，擦了一遍又一遍。高团长蹲在墙角剥花生，花生壳扔了一地。
“老钱，你都盯了一夜了，去睡会儿。”周大勇掀开飞行帽，睁开一只眼。
老钱摇摇头，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凉茶苦得他直皱眉：“睡不着。美军的飞机虽然不来了，但他们的侦察机天天来。白天来，晚上也来。不盯着，万一他们搞偷袭呢？”
赵卫国把护目镜举到眼前，对着光看了看，没擦干净，又擦了一遍：“他们的侦察机飞得高，咱们的导弹够不着。歼-5也够不着，飞上去油不够。只能看着他们转悠。”
高团长把最后一颗花生塞进嘴里，拍拍手站起来：“那就让他们转悠。看多了，也就不怕了。他们不敢下来，下来就是找死。”
安东机场的防空阵地昼夜不歇。周大勇的导弹营分成三班，每班八小时，人歇导弹不歇。六部发射架，二十四枚导弹，随时待命。加注车停在发射架旁边，工人穿着防化服，戴着面罩，随时准备加注燃料。雷达天线二十四小时转动，发射电波，扫描天空。屏幕上，偶尔有几个光点，那是美军的侦察机，在二三十公里外转悠，不敢靠近。
“营长，美军的侦察机又来了。距离四十公里，高度一万两千米。”雷达兵报告。
周大勇走到屏幕前，看了一眼：“不理它。它不敢下来。盯着就行了。”
赵卫国的歼-5编队每天巡逻两次。早上一次，傍晚一次。每次四架，在高空巡航，看见美军的侦察机就驱离。不追，不缠，保持距离。美军的侦察机也学乖了，看见歼-5来了，掉头就跑。等歼-5走了，又回来。
赵卫国在电台里对僚机说：“这帮家伙，跟苍蝇似的，赶不走。”
僚机说：“那就别赶了。让他们转悠。反正他们也炸不着。”
高团长的野马战机负责低空巡逻。每天三次，沿着补给线飞行，从安东到辑安，从辑安到长甸河口。野马飞得低，能看见地面的卡车和马车。郑队长的运输队白天不敢跑，夜里跑，野马就在夜里护航。
高团长带着四架野马，在夜空中飞行。月光照在机翼上，泛着冷光。他低头看了一眼地面，郑队长的车队像一条黑色的蛇，在公路上蜿蜒。车灯关着，只靠月光认路。
“老郑，我是老高。在你头顶上，一切正常。”高团长在电台里说。
郑队长的声音从电台里传来，带着电流的杂音：“老高，谢了。有你们在天上，我心里踏实。”
杜连长的高射机枪团部署在补给线沿线。每个重要节点——桥梁、隧道、兵站——都配了一个机枪排，三挺机枪，呈三角形布防。白天，机枪手们躲在伪装网下面，盯着天空。晚上，他们戴着夜视镜，盯着天空。美军的飞机不来，他们就练瞄准，练提前量，练协同。
“杜连长，咱们都练了八百遍了，还练？”一个战士问。
杜连长瞪他一眼：“练到美军的飞机不敢来为止。来了，就打。不来，就练。反正不能闲着。”
沈阳厂的防空也没松懈。老马在厂区周围部署了六挺高射机枪，还配了两部雷达。工人们加班的时候，头上随时有枪口对着天空。林烽去视察的时候，老马指着那些机枪说：“林部长，这些机枪不是摆设。前几天美军的侦察机飞过来，我们的机枪手对着它打了几梭子，虽然没打中，但把它吓跑了。”
林烽点点头：“好。但不能光靠吓。要能打下来。让杜连长派几个教官来，教教你们的人。”
老马说：“已经派了。下周就到。”
瓦窑堡的防空更严。何强洗在炼钢厂周围挖了防空洞，炉子下面也挖了地下室。美军的飞机来了，工人就躲进防空洞。炉子不停，人不停。何强洗站在炉前，盯着翻滚的钢水，对徒弟说：“美军的飞机炸不着咱们。咱们在山沟里，他们找不到。”
徒弟说：“师傅，万一找到了呢？”
何强洗说：“找到了就躲。躲完了再干。钢不能停。”
大连化工厂的苏婉也加强了防空。她在厂区周围部署了高射机枪，还在关键设备上盖了伪装网。工人们戴着安全帽，穿着防静电服，在车间里忙碌。苏婉穿着白大褂，戴着护目镜，在生产线上巡视。
“苏厂长，美军的侦察机又来了。”一个技术员跑过来。
苏婉抬头看了一眼天空，什么都没看见。她问：“多高？”
技术员说：“一万两千米。”
苏婉说：“不用理它。它不敢下来。继续干活。”
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美军的侦察机天天来，但轰炸机很少来了。偶尔来一两架，扔几颗炸弹，炸不准，炸不着。防空部队的警惕性没放松，但日子过得比以前安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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