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寒假通知，终于像一片轻盈却又沉重的雪花，落在了校园网的公告栏和各班级群里。顿时间，宿舍楼里、教学楼间，仿佛被投入巨石的湖面，漾开了层层叠叠的兴奋与躁动。订票软件被反复打开关闭，回家的行囊被早早收拾又翻出添减，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归心似箭的甜腻气息。
“终于可以回家了！我妈说给我准备了一大堆好吃的！”
“你几号的票？说不定咱们同一趟车呢！”
“过年我们去海南，受不了北方的冷死了！”
……
类似的对话，在306宿舍里不绝于耳。周小雅和李蜜早已规划好了假期的行程，一个要跟男友去滑雪，一个要全家出国旅游。连一向沉稳的马青凤，也流露出对家乡和书籍的思念，仔细打包着要带回去阅读的文献。侯年年则盘算着在客运站帮忙能攒下多少零花钱。秦晓青和曾贞更是早早就抢好了回家的车票，脸上洋溢着即将与家人团聚的幸福光彩。
在这片几乎一面倒的、关于“回家”的欢快合奏中，杨梅像一个不和谐的音符，沉默地坐在自己的书桌前，整理着寒假要带去客运站的东西——几本英语单词书，一个巨大的、用来喝水的塑料杯，还有几件耐磨的旧衣服。
她的手机屏幕暗着，没有像以往高中时期那样，在放假时间确定的第一时间，就迫不及待地、甚至带着点讨好意味地给母亲周丽华发去信息：“妈，我们X号放假。”
这一次，她没有。
手指在冰冷的手机屏幕上徘徊了几次，最终，她还是将手机默默放回了口袋。
一种清晰的、带着痛感的认知，在她心里凝固成型：她知道，现在的杨母，算是已经放弃她了。
连续三个月的断供，像三记无声却沉重的耳光，打醒了她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那通以“断绝上学”为威胁的电话，更是彻底斩断了母女之间最后一丝温情脉脉的伪装。母亲用最直接、最冷酷的行动表明，她的价值，仅仅维系于那一纸成绩单上的数字，一旦数字不够“漂亮”，便可以被轻易地、毫无负担地舍弃。
既然如此，她又何必再去自讨没趣，汇报一个对方可能根本不在意的放假日期？那种小心翼翼报备后，可能换来一句冷淡的“嗯”，或者更糟，是一番关于“花钱”、“不懂事”的训诫的场景，她光是想象，就觉得胸口发闷。
更何况，她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越来越响亮：她也不想回去过年。
“过年”这个词，对于大多数人意味着团圆、温暖、宠爱和放松。但对于杨梅，它关联着的记忆，却总是掺杂着苦涩和压抑。
她几乎能清晰地预见到回家后的场景：母亲周丽华会因为各种琐事——打扫不够干净、饭菜不合口味、甚至只是看她“不顺眼”——而习惯性地蹙起眉头，言语间带着挑剔和不耐烦。而最重要的“固定节目”，无疑是给妹妹杨晨补课。
杨晨比她小几岁，正在读一所昂贵的私立高中，是母亲全部希望和投资的焦点。每年寒假，杨梅都会被理所当然地要求，承担起为妹妹辅导功课的“责任”。这本无可厚非，她是姐姐。但这个过程，从未愉快过。
杨晨被母亲娇惯得有些任性，对学习并不上心，对于杨梅的辅导，常常是左耳进右耳出，或者干脆不耐烦地顶撞：“你讲得太快了！”“这个方法太笨了！”“我们老师不是这么讲的！”而一旦杨晨的成绩稍有不如意，或者只是在补课时表现出一点点懈怠，母亲周丽华从不责怪杨晨，反而会将矛头指向杨梅：
“你是怎么当姐姐的？这点耐心都没有？”
“是不是没用心教？藏着掖着？怕你妹妹超过你？”
“连自己妹妹都教不好，你还能干什么？”
那些不分青红皂白的埋怨，那些像刀子一样剜心的指责，年复一年，几乎成了她春节记忆的背景音。她一直都知道，她是姐姐，应该让着妹妹，应该帮助妹妹。理智上，她接受这个设定。但心理还是很不舒服。那种付出不被感激反而被怨恨、努力不被看见反而被苛责的委屈，像细密的沙尘，积压在心底，经年累月，沉重得让她喘不过气。
回去过年？回去面对母亲的冷脸和随时可能落下的斥责？回去重复那令人疲惫和沮丧的补课循环，充当妹妹学业不佳的“替罪羊”？
不。她不想。
这个寒假，她宁愿留在S市，留在空旷冰冷的宿舍，留在春运期间人潮汹涌、辛苦不堪的客运站。那里虽然身体劳累，但至少，她的精神是自由的，她的劳动成果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不会被轻易否定和践踏。
而且，一个更现实、更紧迫的念头，像驱策着她的鞭子，让她无法停下脚步去奢望那虚无缥缈的“团圆”。
既然杨母已经开了不给生活费的头，怕只怕后续都是得靠她自己赚。
这不仅仅是预感，这几乎是必然。母亲的态度已经昭然若揭。下个学期的生活费，大概率是不会再有了。而更恐怖的，是下个学年的学费。那笔对于她而言堪称巨款的数字，像一座黑沉沉的大山，压在地平线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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