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蜜迪第一次知道殡仪馆的晚上会有歌声，是她外婆下葬那天。
外婆走得很突然。前一天还在院子里晒萝卜干，第二天早上就没起来。符蜜迪从省城赶回来，跪在灵堂前烧了一夜的纸。外婆生前在这家殡仪馆做了三十年的化妆师，专门给逝者整理遗容。符蜜迪小时候问过外婆怕不怕，外婆说不怕，死人比活人好对付，死人不会骗你。她那时候不懂，只觉得外婆的手凉凉的，像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肉。外婆退休之后没几年，殡仪馆的馆长换了好几任，老同事走的走死的死，渐渐没人记得她了。丧事是在另一家新殡仪馆办的，因为外婆工作过的那家老殡仪馆几年前就关了，说是设备老旧，卫生不达标，被合并到了城东的新馆。符蜜迪没去过那家老馆，只记得小时候外婆带她去过一次，灰扑扑的大院子，停着几辆黑色面包车，空气里有一股甜丝丝的气味，她问外婆那是什么，外婆说那是告别。
丧事办完，亲戚们都散了。符蜜迪一个人留在老屋里整理遗物。外婆留下的东西不多，几件旧衣裳，几本泛黄的相册，还有一个木头匣子。匣子很旧，漆面剥落了大半，没上锁。她打开盖子，里面是一沓发黄的纸，纸已经脆了，字迹歪歪扭扭，是外婆的笔迹。她拿起最上面一张，是一张手绘的地图，画的是城东那家老殡仪馆的布局。地图上用红笔标注了几个房间，其中一间写了两个字——“哭坊”。旁边用更小的字写了一行：“蜜迪，你替我去看看它。它等了很多年了。”
符蜜迪盯着那行字，心里忽然涌起一阵说不清的感觉。她从来没听外婆提过什么“哭坊”，更不知道那里有什么东西在等着。她拿着那张地图，在老屋的灯光下看了很久，然后把它折好，放进了背包里。
她没有马上回去。她在老屋多住了一天，从邻居嘴里拼凑出一些关于外婆的事。邻居阿婆说，你外婆可不是一般的化妆师，她是有名的“哭灵婆”。以前城东那家老馆，有些死者是孤寡老人，死了没人哭，你外婆就替他们哭。她哭起来好听，像唱戏一样，能把人的魂哭走。阿婆说到这里，压低了声音，像怕惊动什么东西。听说她哭过的那些死人，脸上会流眼泪。不是她哭的时候蹭上去的，是死人自己流的。他们听见她的哭声，舍不得走了，就哭了。
符蜜迪后背一阵发凉。她想起小时候外婆给她洗脚，外婆的手凉凉的，指甲缝里嵌着灰白色的东西。她问外婆那是什么，外婆说是指甲油。她信了，现在她才明白，那不是指甲油，是死人皮屑。
她回了省城，把那件事压在心底，继续上班，继续过日子。可她每天晚上都会梦见老殡仪馆，梦见外婆穿着白大褂站在走廊尽头，手里拿着一把弯弯的梳子，冲她招手。她走过去，走廊越来越长，越来越暗，外婆的脸越来越模糊，最后变成一扇黑色的门，门上写着两个字——“哭坊”。她推开门，里面坐满了人，不是活人，是死人。他们穿着各式各样的寿衣，有的很新，有的旧得发脆，端端正正地坐在不锈钢操作台上，一双双半睁半闭的眼睛盯着她。他们张着嘴，喉咙里发出呜呜咽咽的声音，像在哭，又像在唱。
她醒了，枕头湿了一片。
她终于决定去一趟那家老殡仪馆。老馆在城东一片废弃的工业区里，周围全是拆迁到一半的厂房，砖墙上喷着红色的“拆”字，窗户玻璃碎了大半，风一吹就哐当哐当地响。她依照外婆画的那张地图，找到了老馆的位置。大门用铁链锁着，铁链上挂着一把生锈的大锁。她翻墙进去，院子里的水泥地面裂了缝，缝隙里长出了齐腰深的荒草。那几辆黑色面包车还停在车棚下面，轮胎瘪了，玻璃蒙着厚厚的灰。她穿过院子，走进主楼。
楼里很暗，窗户被木板钉死了，只有几缕光从缝隙里挤进来，在地面上切出一道道细细的亮线。走廊两侧的门有的开着，有的关着，门上的牌子还在——告别厅、整容室、冷藏间。她的鞋踩在落满灰尘的地砖上，每一步都发出刺耳的嘎吱声。她按照地图的标记，穿过整容室，推开一扇不起眼的小门。门后是一条向下的楼梯，石头砌的，很窄，很陡，伸向黑暗深处。一股潮湿的、混着福尔马林和腐甜气味的东西从下面涌上来，呛得她连咳了几声。
她打开手机的手电筒，走了下去。楼梯不长，大概二十来级，尽头是一扇铁门，门上用红色油漆写着两个字——“哭坊”。油漆已经剥落了，只剩下淡淡的痕迹，像干涸的血迹。她推了一下，门没锁，吱呀一声开了。里面是一间不大的屋子，没有窗户，四壁贴满了淡绿色的墙砖，地面是水磨石的，中央摆着一张不锈钢操作台，台子上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可是那间屋子不空——四面的墙上，从地面到天花板，整整齐齐贴着无数张照片。黑白的，彩色的，大的小的，五寸的，一寸的，密密麻麻，像一面巨大的、由人脸拼成的壁纸。每一张照片都是一个人，有老人，有孩子，有男人，有女人。他们面无表情，像是在拍证件照，又像是在看着镜头之外某个固定的方向。符蜜迪手电筒的光从这些照片上一一扫过去，忽然她的手指僵住了——她看见了外婆。不是老年的外婆，是年轻时的外婆，扎着两条辫子，穿着白大褂，站在殡仪馆门口，笑得腼腆。照片下面贴着一张发黄的纸条，上面写着——“哭灵人，符刘氏，1963年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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