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美尔接见带来的短暂异样感，很快被更具体、更粗暴的现实碾碎。命令不是来自高高在上的指挥部，而是直接来自我们连长那张被风沙和焦虑刻满沟壑的脸。没有解释，没有宽限，只有一道简短、坚硬如戈壁砾石的指令：为期三天的“极限环境适应与战场韧性训练”，立即开始。所有非紧急战备任务暂停。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七十二小时里，我们唯一要对抗的敌人，就是这片沙漠本身，以及它施加于钢铁和血肉之上的一切。
训练的核心是“暴露”与“匮乏”。目的赤裸裸：将我们推向生理与心理忍耐的绝对边缘，看看是崩断，还是被重新锻打成形。
第一天，是“静默烘烤”。我们被要求将“莱茵女儿”开至一片毫无遮蔽的平坦沙地中央，关闭发动机，全体车组成员留在车内，舱盖除必要的观察缝外，尽量密闭。时间：正午前后四小时，一天中太阳最垂直、辐射最暴烈的时段。
起初，感觉只是熟悉的闷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热量在钢铁棺材里积聚，无处可逃。车体外部被晒得烫手，内部则迅速变成一个缓慢升温的烤箱。温度计的水银柱早已冲到了刻度的尽头。汗水不再是滴落，而是像泉水一样从每一个毛孔涌出，瞬间浸透所有衣物，然后贴着皮肤，被继续升高的体温和空气蒸得滚烫。呼吸变得困难，吸入的空气灼烧着鼻腔和喉咙。每一次吸气，都像咽下一口滚烫的沙。
寂静加剧了煎熬。没有引擎的轰鸣，没有无线电的嘈杂，只有自己粗重艰难的呼吸声，汗水滴落在金属板上的细微“嗞”声，以及太阳光斑透过观察缝投射在舱内，那缓慢移动的、令人昏昏欲睡又无法真正入睡的光斑。时间感彻底错乱。一分钟像一小时般漫长。
威廉坐在驾驶位上，后背紧紧贴着同样滚烫的椅背，闭着眼，但眼皮下的眼球在快速颤动。他在用意志力对抗着晕眩和呕吐感，也在用耳朵倾听——倾听坦克金属因热胀发出的、几乎微不可闻的“咔嗒”声，这是他的机器在高温下的呻吟。埃里希的脸贴在相对凉爽一点的炮队镜目镜框上，眼神有些发直，年轻的面庞上汗水蜿蜒，嘴唇干裂起皮。他似乎在数着面前仪表盘上某个不起眼的划痕，一种避免精神涣散的笨办法。约阿希姆和保罗挤在更狭窄的空间里，尽量不动以减少产热，但汗水依然在他们身下积成了小小的水洼。
我作为车长，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警觉，观察车外情况（虽然没什么可观察的，只有一片晃眼的白热），同时注意车内成员的状态。喉咙干得像要黏在一起，每一次吞咽都带着血腥味。大脑开始出现轻微的嗡鸣，思绪像烈日下的沙砾一样松散、跳跃。我想起了东线零下四十度时，蜷缩在“罗蕾莱”残骸旁，靠着彼此体温等待救援的夜晚。那时的冷，是刺入骨髓的针；现在的热，是包裹全身、缓慢收紧的熔岩。
第二天的训练，转向“动态榨取”。在黎明前最寒冷的时刻被粗暴叫醒，身体还带着夜的僵硬，就被命令驾驶坦克进行高强度越野机动。路线刁钻，专挑松软的沙丘、陡峭的岩坡、错综的干河床。要求只有一个：在规定时间内，到达一系列坐标点，中途任何车辆故障或人员严重掉队，整个车组受罚。
威廉的眼睛布满了血丝，但眼神像钉子一样钉在前方的沙地上。他必须在这种极端疲惫和寒冷尚未褪去的状态下，做出最精确的驾驶判断。油门、转向、换挡，每一次操作都关乎是否陷车、是否翻覆。发动机在低温下启动困难，咆哮声也带着涩滞。履带碾压过各种地形，车身剧烈颠簸，我们像被装在铁罐里摇晃的豆子。
埃里希要在这种颠簸中，随时准备操作火炮（训练要求模拟发现目标并进行快速瞄准，不开火），保持观察。他的脸色发青，紧抿着嘴唇，强忍着胃部因颠簸和疲惫带来的翻搅。有两次，他差点呕吐出来，又硬生生咽了回去。
我的任务更重。既要导航，在缺乏显着地标、晨光熹微的沙漠里寻找那些该死的坐标点；又要协调车组，注意观察四周模拟威胁；还要对抗自己身体里不断上涌的虚脱感和因睡眠不足导致的剧烈头痛。汗水很快湿透了内层衣服，外面却是黎明刺骨的寒风，冰火两重天。
中途有一次，“莱茵女儿”在爬越一个沙梁时，履带突然打滑，车身猛地侧倾，沙流像瀑布一样从一侧泻下。那一刻，失重感和钢铁扭曲的呻吟同时传来。
“稳住！别慌！威廉，慢松左履带，右履带给一点动力！”我嘶声喊道，心脏几乎要撞出胸腔。
威廉的手稳得像焊在操纵杆上，一点点地调整。车身在令人牙酸的摩擦声中，艰难地摆正，继续向上爬。我们所有人都出了一身冷汗，在寒风里冰冷地贴在背上。
第三天的内容，名为“孤立决策”。车组被分散，每个成员被赋予独立的、互相矛盾或信息不全的模拟任务，在极端口渴（全天饮水配给减半）和睡眠剥夺（前两夜被各种紧急集合和哨位任务故意打断睡眠）的状态下完成。例如，威廉得到一张标有“捷径”但可能经过流沙区的地图片段；埃里希被告知“优先击毁远程反坦克炮”，但观察到的却是快速逼近的轻型坦克群；我则收到前后矛盾的命令，同时要处理模拟的无线电故障和“伤亡”报告（约阿希姆被指定扮演“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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