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民族地区的治理，需要充分发挥本土精英的作用。明代的苗族寨老、白族头人，当代的民族宗教人士、村寨老，都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他们熟悉本民族的文化习俗，在群众中威望极高，能够成为连接政府与群众的桥梁。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能够让治理政策更接地气，更容易被群众接受。
三、 乡村应急救灾——参考北方乡约“义仓+互助耕作”建立现代村级应急体系
明代北方地区，气候干旱，灾害频发，蝗灾、旱灾、水灾交替侵袭，给乡村社会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为应对灾害，北方乡约形成了一套**“义仓积谷+互助耕作”**的应急救灾机制。这套机制以乡约为组织载体，以民间力量为主体，实现了“灾前预防、灾中救助、灾后恢复”的全链条救灾，成为明代乡村应对灾害的重要保障。当现代乡村面临台风、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时，明代乡约的应急救灾智慧，恰能为构建现代村级应急体系提供借鉴。
（一） 明代北方乡约的应急救灾机制：“义仓”备灾，“互助”救灾
明嘉靖年间，北方的山西、陕西、河南等地，旱灾频发，百姓流离失所。据《明世宗实录·卷三百八十七》记载，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山西平阳、太原二府大旱，赤地千里，民相食”。为应对灾害，北方乡绅在乡约体系中设立了**“义仓”**制度，作为灾前预防的重要手段。义仓的粮食来源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官府的赈济粮，二是乡绅的捐赠，三是村民的自愿缴纳。乡约规定，“每户年纳谷二斗，富户倍之，绅衿捐谷十石以上者，官府赐匾额旌表”（《平阳府志·卷八·仓庾》）。义仓由乡约的“仓正”“仓副”管理，仓正、仓副由村民推选的正直之士担任，“需家道殷实、品行端正者，每三年一换”，粮食的出入库都需要登记造册，“每月朔望公示，村民可查验”，防止贪污挪用。
除了义仓积谷，北方乡约还推行**“互助耕作”**制度，作为灾后恢复的重要保障。乡约规定，遇有灾害，受灾村民的农田由未受灾的村民共同耕种；村民若因灾害失去劳动力，乡约需组织邻里为其代耕；秋收后，代耕的粮食除了留足种子与口粮，其余部分存入义仓，以备来年之需。这种互助耕作制度，以“邻里互助”为核心，充分发挥了乡村社会的集体力量，让受灾村民能够快速恢复生产。
明万历年间，山西平阳府（今临汾）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旱，赤地千里，颗粒无收。据《平阳府志·卷三十四·祥异》记载，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平阳府“自春至秋不雨，汾水断流，禾苗尽枯”。平阳府的乡约立即启动应急救灾机制：一是开仓放粮，义仓的粮食按照“老弱优先、受灾重者优先”的原则，分发给村民，“每人每日发谷一升，孩童减半”，解决了村民的口粮问题；二是组织互助耕作，乡约约长带领未受灾的村民，为受灾村民代耕农田，同时开挖水渠，引黄河水灌溉，“每日出工者，义仓给谷二升为酬”；三是向上级官府求援，乡约约长联名向平阳府知府上书，请求官府减免赋税、调拨赈济粮，知府奏请朝廷后，“免平阳府三年赋税，拨赈济粮五万石”。在乡约的组织下，平阳府的村民众志成城，度过了这场大旱。据《明神宗实录·卷三百六十一》记载，这次旱灾中，平阳府的流民数量远少于周边府县，“仅千余人，而邻近之潞安府流民逾万人”，灾后恢复速度也明显快于其他地区，“次年春耕，平阳府垦荒面积达九成”。
明崇祯年间，陕西延绥镇（今榆林）地处边塞，不仅面临旱灾的威胁，还时常遭受蒙古骑兵的侵扰。据《延绥镇志·卷五·兵防》记载，崇祯二年（1629年），“蒙古插汉部入寇，焚掠村寨数十处，复遇大旱，民不聊生”。延绥镇的乡约将应急救灾与军事防御相结合，形成了**“兵民联防”**的应急机制。乡约规定，义仓不仅要储存粮食，还要储存弓箭、火药等防御物资，“每村储弓五十张，火药十斤”；村民需在农闲时参加军事训练，“每月三次，由乡约约长与驻军将领共同指挥”；遇有寇盗侵扰或灾害发生，乡约需立即组织村民防御或救灾，“壮者执械御敌，老者运粮，妇女看护伤员”。这种“平战结合”的应急机制，让延绥镇的乡村社会既能够应对自然灾害，又能够抵御外敌入侵，“崇祯年间，延绥镇乡村未被蒙古骑兵攻破者，凡二十余寨”，成为明代北方边塞乡村治理的典范。
（二） 古今对照：从“义仓+互助耕作”到现代村级应急体系
明代北方乡约的“义仓+互助耕作”机制，本质上是一种**“民间主导、官民协同”**的应急救灾智慧——它以乡约为组织载体，充分发挥了民间力量的作用，实现了灾前预防、灾中救助、灾后恢复的有机统一。这种智慧，在当代乡村的应急救灾中，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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