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远督师袁崇焕急奏——八百里加急！”驿卒的嘶吼声穿透晨雾，守门禁军不敢耽搁，连滚带爬地引着他直奔乾清宫。此时的崇祯帝，刚批阅完陕西流民的奏疏，眼底布满血丝，听闻“宁远急奏”四字，心头猛地一沉——他昨夜才与周延儒等人定下“默许议和、朝廷主导”的基调，袁崇焕此刻递来急奏，是议和生变，还是另有隐情？
“呈上来！”崇祯帝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王承恩双手捧着奏疏上前，那黄绫封皮上还沾着驿卒的血迹，封蜡印着“袁崇焕印”四个朱红大字，边角因长途颠簸而磨损，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急迫。
崇祯帝一把撕开封皮，里面竟是两本奏折——一本封面写着“罪臣袁崇焕谨奏，为冒死私会后金使臣，乞陛下圣裁”，另一本则是“宁远议和事宜节略，臣谨录详情，不敢擅专”。他先抓起那本请罪折，指尖刚触到纸页，便觉字字千钧。
“罪臣袁崇焕谨奏：臣以微末之身，受陛下隆恩，掌辽东兵权，赐尚方宝剑，曾立‘五年复辽’之誓，今却冒天下之大不韪，私会后金使臣范文程于宁远督师府，臣罪该万死，然臣非为一己之私，实为大明江山社稷，不得不为也！”
开篇便是痛彻心扉的请罪，崇祯帝的眉头越皱越紧，目光却不由自主地往下翻——
“自大凌河一战，我军折损三万精锐，甲胄残破者十之七八，红衣大炮仅余十二门，粮草仅够三月之需。而后金虽亦有损耗，却改国号为‘清’，其志不在小；林丹汗陈兵西拉木伦河，虽与臣联络共击大清，却首鼠两端，唯利是图；朝鲜暗通大明，却年年输粮于后金，实为养虎之患。此三者若联兵来犯，宁远必破，山海关必危，京畿震动，大明危在旦夕！”
“后金使臣范文程，乔装商人而来，携皇太极‘议和’之书，言‘愿归永平四城，称臣纳贡’。臣初亦斥其虚伪，然细思之——大明今日之内忧，更甚外患。李自成破陕西七城，张献忠扰四川边境，流民数百万，饿殍遍野；户部空虚，军饷拖欠三月，边军哗变者日增；朝堂党争不息，遇事推诿，无人肯为陛下分忧。若此时与后金死战，我军必陷‘双线作战’之局，内无粮草，外无援兵，辽东一失，大明便如断脊之虎，再无翻身之力！”
“臣深知，私会敌使乃滔天大罪，轻则革职查办，重则凌迟处死。然臣不敢等，不敢奏请陛下后再行处置——范文程此行，为皇太极试探之棋，若臣拒而不见，皇太极必知我大明无议和之心，即刻挥兵来犯；若臣待奏请陛下再议，一来一回需月余，恐皇太极已与蒙古定盟，朝鲜已输粮于后金，届时臣纵有通天之力，亦难挽回败局！”
“臣私见范文程，非为通敌，实为‘攻心’——臣观其言语，知皇太极急于稳住大明，好腾出手收服蒙古、征讨朝鲜；臣亦知，范文程虽为敌谋，却句句点中大明要害。臣故以‘岁赐’为饵，以‘归还永平四城’为条件，虚与委蛇，实则为陛下争取时间：待后金与蒙古、朝鲜纠缠，臣便可加紧铸造红衣大炮，训练新兵；待陛下平定内乱，粮草充足，我大明再挥师北上，复辽可期，天下可定！”
“然臣不敢擅专！议和之事，关乎国体，关乎江山社稷，臣区区一督师，岂敢替陛下决断？今将与范文程议及之细节，谨录于后，呈于陛下案前。臣之所为，若有半分私心，甘受凌迟之刑，以谢陛下，以谢大明！臣袁崇焕，顿首百拜，乞陛下圣裁！”
崇祯帝读到最后，指节已因用力而泛白，纸页被捏得皱成一团。他猛地将请罪折拍在御案上，龙椅扶手被他攥出深深的指痕——袁崇焕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重锤，砸在他的心头。他愤怒于袁崇焕的“擅作主张”，愤怒于一个边将竟敢越过朝廷，私会敌使；可他更清楚，袁崇焕说的是实话，每一个字，都戳中了大明的痛处。
“王承恩！”崇祯帝的声音带着压抑的怒火，“把那本议和节略呈上来！”
王承恩连忙将另一本奏折递上，双手仍在微微颤抖。崇祯帝翻开节略，只见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五次密会的详情，字迹潦草却工整，显然是袁崇焕连夜赶写——
“第一次密会：范文程献皇太极议和书，言‘愿为大明属国，归永平四城，年纳貂皮千张、人参百斤’。臣斥其虚伪，言‘大明乃天朝上国，岂容尔等反复？’范文程默然，转而提及蒙古林丹汗与朝鲜之事，暗示后金若与蒙古联手，宁远必破。臣故作震怒，命人将其‘请’入客房，实则派人监视其动向。”
“第二次密会：范文程主动让步，言‘称臣纳贡’可为‘两国修好’，愿归永平四城，只求大明‘岁赐’白银五万两、粮食十万石。臣假意犹豫，言‘岁赐之事，需朝廷定夺’，实则探其口风——范文程言，皇太极可等一月，一月之内若大明不允，便‘兵戈相见’。臣知，此乃皇太极的底线，亦是大明的最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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