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崇祯五年年孟夏，一道朱红圣旨从紫禁城乾清宫递出，沿着金水桥的汉白玉栏杆，穿过层层叠叠的宫阙飞檐，最终落在了礼部与户部的案头——“罢海禁，许闽粤浙沿海州县通商，勋贵世家可领引办舶，凡海贸关税，取十之一入国库，余者充水师粮饷。” 这道圣旨，像一把劈开混沌的斧，骤然打破了自隆庆年间“月港通商”以来，大明海疆半开半闭的僵局；更像一道注入枯河的活水，让淤塞数十年的海上通道，瞬间涌起了奔涌的浪涛。
在此之前，大明的海禁之令已悬在东南沿海百有余年。从洪武爷立下“片板不许入海”的铁律，到嘉靖朝倭寇之乱后愈发严苛的海防条例，沿海的渔民不敢越界捕鱼，番商只能偷偷摸摸在荒岛交易，连水师战船也仅限在近海巡航，远海的帆影几乎成了绝迹。那时的东南，虽有闽粤水师镇守，却常因粮饷不足，战船年久失修，佛郎机炮的铅弹都要省着用；国库更是捉襟见肘，西北有流寇作乱，辽东有女真犯境，朝廷屡屡征派“辽饷”“练饷”，百姓不堪重负，多地已现流民揭竿之兆。崇祯帝登基之初，曾在御书房对着户部呈上的“岁入不足三百万两”的奏折彻夜难眠，手指叩着案头的《海防图》，目光落在闽粤沿海那片被禁绝的蓝色疆域上——他深知，要救大明，光靠陆地上的赋税远远不够，那片被忽略的大海，藏着盘活国运的密钥。
而撬动这把密钥的，正是朝中的勋贵世家。彼时的勋贵，虽顶着“国戚”“功臣后裔”的名号，却多因土地兼并被朝廷限制，手头的产业日渐萎缩。当崇祯帝在文华殿召集群臣，提出“令勋贵领引开海”的设想时，起初满朝文武皆有疑虑：有人怕勋贵借机垄断海贸，滋生腐败；有人忧开海后倭寇再起，海防空虚。可英国公张惟贤、成国公朱纯臣等几位老勋贵，却一眼看穿了其中的利弊——海贸之利，远非田租可比。当年隆庆年间月港通商，仅一个小小的月港，每年就能为朝廷带来数万两关税，若放开闽粤浙三地口岸，让商船直抵吕宋、暹罗、爪哇，那利润何止百倍？几位勋贵当即联名上书，愿以家族信誉作保，承诺“谨守国法，按时纳税，助水师修船练兵”，崇祯帝见勋贵们态度坚决，又有闽粤水师总兵郑芝龙等人附议，当即拍板：“就依诸位所请，开海！”
圣旨一下，东南沿海如久旱逢甘霖。先是勋贵们动作神速，英国公府联合几家江南富商，斥巨资在厦门港修建码头，码头用花岗岩铺就，长逾百丈，能同时停靠十余艘大舶；成国公府则派人远赴佛山，定制能载千石货物的“广舶”，船身涂满桐油，船舱分为上下两层，上层载货，下层住人，船头还架着两门小型佛郎机炮，以防海盗。与此同时，朝廷在福州、广州、宁波三地设立“市舶司”，专门负责发放“船引”（通商许可证）、征收关税——凡商船出海，需先在市舶司登记货物种类、目的地，缴纳“引税”，归来时再按货物价值缴纳“水饷”“陆饷”，税率皆为十之一，看似不高，可架不住商船往来频繁， 利润丰厚。
不过半年光景，闽粤沿海的码头便热闹得挤不开身。清晨天还未亮，厦门港的码头上就已灯火通明，挑夫们扛着丝绸、茶叶、瓷器，踩着石阶往商船上运；番商们穿着各色服饰，有的来自吕宋，带着香料、苏木，有的来自暹罗，捧着象牙、犀角，操着半生不熟的汉语，与勋贵派来的管事讨价还价。码头上的茶馆里，挤满了等待装货的船主、水手，说书先生讲着“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台下众人听得热血沸腾，纷纷议论着“此番出海，定能赚个盆满钵满”。最让人惊叹的是，连当年因海禁失业的渔民，也纷纷被勋贵们雇去当水手——他们熟悉海路，能辨风向，一个月的工钱抵得上过去半年捕鱼的收入，家家户户的烟囱里，终于又升起了炊烟。
海贸一开，赋税的增长快得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崇祯五年年腊月，户部呈上的年度关税账簿，让御书房里的崇祯帝忍不住拍案叫好：仅闽粤两地，半年关税就达五十万两，若算上勋贵们自愿捐献的“水师专款”，全年竟有近八十万两白银流入国库！要知道，此前大明全年的田赋，扣除各地损耗，能交到国库的也不过两百余万两，如今单海贸一项，就占了近三分之一。到了崇祯六年初，随着通商口岸增多，商船往来更密，关税直接突破百万两，其中仅广州一港，就有来自爪哇的胡椒、吕宋的白银、暹罗的苏木等货物，关税收入达四十二万两。这些银子，一部分被崇祯帝用来填补西北军饷的窟窿，让镇守延绥的秦军有了足够的粮草；另一部分则全数拨给闽粤水师——福建水师一口气新造了二十艘福船，每艘船上都架着二十四门佛郎机炮，炮身用佛山精铁铸就，比旧炮射程远了五十丈；广东水师则扩招了五千水兵，给每人配备了新的弯刀、藤甲，还在珠江口修建了三座炮台，日夜操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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