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案发生后，英国殖民当局不仅没有对这一血腥行为进行反思和道歉，反而试图掩盖真相，对消息进行封锁。但纸终究包不住火，阿姆利则惨案的消息还是通过各种渠道传遍了印度各地，甚至传到了国际社会。
这一惨案彻底粉碎了印度人民对英国殖民当局渐进改革的幻想，也让原本和平的抗议运动迅速升级。印度民众的愤怒达到了顶点，各地的抗议活动不再局限于罢工、游行，而是逐渐演变成了武装暴动。
此时，正在孟买筹备新兵训练的周承辅，通过英国方面的通报和一些当地渠道，得知了阿姆利则惨案的消息。当他了解到惨案的具体情况时，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没想到英国人竟然会对手无寸铁的民众下如此狠手，这简直是惨无人道。” 周承辅在私下与陈复初交流时感慨道。
陈复初也对此表示认同：“这种行为太过分了，只会进一步激化印度民众的反抗情绪，看来印度的局势要失控了。”
果不其然，阿姆利则惨案的消息传开后，旁遮普邦的民众率先发起了大规模的武装暴动。他们袭击英国殖民当局的警察局、火车站、政府办公楼，破坏交通与通讯设施，部分地区的民众甚至控制了一些小型城镇，与英国军警展开了激烈的冲突。
英国殖民当局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开始紧急调兵遣将，对印度民众的反抗进行镇压。而 “英国印度陆军湘西军团”，作为英国在印度的重要军事力量之一，自然被推到了镇压行动的前线。
1919 年 4 月底，英国殖民当局正式下令，调派 “英国印度陆军湘西军团” 作为镇压旁遮普邦阿姆利则市及周边地区暴动的主力部队。接到命令时，周承辅正带领着 3000 多名骨干军官和老兵，紧锣密鼓地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 8 万湘西新兵。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任务，周承辅陷入了短暂的犹豫。一方面，湘西军团的新兵尚未抵达，目前手中只有 3000 多人的骨干力量，要镇压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兵力明显不足。
但根据 1918 年 12 月签订的 “冬至协议”，湘西军团需要接受英国印度陆军司令部的调派；而且无法拒绝，德国那边收缴武器和运输依赖英国人。权衡再三后，周承辅还是决定执行命令，他迅速召集军团高层召开紧急会议，部署镇压行动。
在会议上，周承辅对当前的局势进行了分析：“目前印度民众的暴动虽然激烈，但他们缺乏统一的组织和有效的指挥，装备也十分落后。我们虽然兵力有限，但都是经历过一战洗礼的老兵，作战经验丰富，装备也相对精良，只要我们制定合理的战术，应该能够顺利完成镇压任务。”
参谋长陈复初补充道：“我们可以采取分区域、分批次的镇压策略，先集中兵力控制主要城镇和交通要道，切断暴动民众之间的联系，然后再逐步清剿分散的暴动势力。同时，要注意避免过多的平民伤亡，以免引起更大的民愤。”
副司令陈开穹则更侧重于军事行动的具体安排：“我们可以将 3000 多人的兵力分成若干个战斗小组，每个小组配备相应的武器装备和通讯设备，确保行动的协调性和统一性。另外，要加强与英国当地军警的配合，及时获取暴动民众的情报，以便做出针对性的部署。”
会议结束后，湘西军团迅速行动起来。周承辅亲自率领主力部队前往阿姆利则市，陈开穹则带领一部分兵力前往周边的城镇，协助当地英国军警维持秩序和镇压暴动。
当湘西军团抵达阿姆利则市时，这里的局势已经十分混乱。暴动民众虽然缺乏组织，但凭借着满腔的愤怒，与英国军警展开了顽强的抵抗。他们利用熟悉的地形，在街道、小巷中与军警周旋，不时发动突袭。
湘西军团的士兵们迅速投入战斗。这些经历过一战的老兵，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和良好的军事素养。他们按照事先制定的战术，有条不紊地推进。在面对暴动民众时，他们一方面保持着高度的警惕，防止遭到突袭；另一方面，也尽量避免不必要的伤亡。
然而，在战斗过程中，湘西军团的士兵们也逐渐发现了印度暴动民众的一些问题。由于长期受种姓制度的影响，印度民众的组织能力十分低下，队伍涣散，缺乏统一的指挥。
而且，他们的战斗方式也比较落后，大多是凭借着勇气冲锋，缺乏战术配合。甚至有些民众受宗教影响，在战斗中做出一些奇葩的行为，比如在冲锋前进行祈祷，或者拿着宗教信物冲向敌人，这让湘西军团的士兵们感到十分不解。
周承辅在前线指挥战斗时，也注意到了这些情况。他在与陈复初交流时感慨道：“就这实力也敢造反？他们这样的组织和战斗力，根本不可能是英国殖民当局的对手。和我们中国过去的农民反抗比起来，差得太远了。”
陈复初也认同周承辅的看法：“是啊，中国的农民起义虽然也有失败的时候，但至少有相对统一的领导和一定的战术策略。而印度这些民众，简直就是一盘散沙，这样的反抗根本不可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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