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家纺织厂陷入停产，港口的棉花装卸作业近乎停滞，英属印度殖民政府的税收收入锐减。更令殖民当局担忧的是，罢工逐渐从经济诉求转向政治抗议 —— 工人在游行中高举 “反对殖民剥削”“印度独立” 的标语，与前来镇压的英国殖民警察发生多次冲突，部分激进分子甚至焚烧了英国工厂主的住宅，孟买的社会秩序濒临失控。
此时，驻扎在孟买郊区军营的湘西军团接到英国印度陆军司令部的紧急调令，要求其 “协助殖民警察恢复城市秩序，防止罢工演变为武装暴动”。
时任湘西军团司令的周承辅，在接到命令后迅速召开作战会议。经过商讨，周承辅深知 “武力镇压并非最优解”，尤其是面对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过度使用武力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反抗。
因此，他制定了 “分区布防、威慑为主、有限干预” 的行动策略：将 8 万兵力分为十多个作战单元，分别驻守孟买的纺织厂区、港口码头、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等关键区域；每个作战单元配备轻武器和少部分轻型步兵炮，以 “武装巡逻” 的方式展示军事存在，对潜在的暴力行为形成威慑；同时明确规定 “仅在工人袭击警察、破坏公共设施时方可使用武力，且以鸣枪警告、驱散人群为首要手段，禁止直接向群众开火”。
很快，湘西军团开始分散进驻孟买市区。在普拉巴德纺织厂区，湘西军团遭遇了数千名工人的围堵。面对情绪激动的工人，周承辅并未下令开枪，而是派懂英语的军官走出队列，通过向工人代表传达 “愿意协助沟通” 的态度。
他一方面要求工人保持冷静，避免暴力冲突；另一方面迅速联系英国工厂主与殖民政府官员，促成三方会谈。在湘西军团的斡旋下，英国工厂主最终同意 “暂时加薪 15%、改善工厂通风与安全设施”，工人则于 11 月 30 日结束罢工，这场持续近 1 个月的罢工风波得以平息。
此次行动中，湘西军团的表现获得了英国殖民当局与孟买工人群体的双重认可：殖民当局认为其 “手段灵活，有效遏制了混乱蔓延，维护了殖民统治秩序”；而工人则因军团 “未滥用武力、保持中立调解立场”，对这支外来军队产生了一定的好感。
周承辅在事后向辰溪的周承业发电报时提到：“此次孟买之行，吾辈既为履行‘冬至协议’之承诺，亦为观察印度殖民统治之虚实。工人虽弱，然其团结之力可畏，殖民统治之根基已现裂痕，此乃湘西未来之镜鉴。” 这段文字，也成为湘西军团成员对印度殖民统治最早的认知记录。
进入 1920 年，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呈现出 “星火燎原” 之势。阿姆利则惨案（1919 年 4 月）的余波未平，圣雄甘地发起的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逐渐兴起，印度各地的罢工、罢课、罢市活动此起彼伏。
据英国印度殖民政府的官方统计，1920 年上半年，印度全境共发生罢工 203 次，参与人数达 150 万人，涉及纺织、铁路、采矿、港口等多个行业，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是 5 月至 6 月的孟买 20 万纺织工人总罢工。
1920 年 5 月 12 日，孟买纺织工人再次发起罢工。与 1919 年相比，此次罢工的规模更大、诉求更复杂 —— 除了 “将工资再提高 20%” 的经济诉求外，工人还提出 “释放因阿姆利则惨案被捕的反英人士”“废除《罗拉特法案》” 等政治诉求，并且得到了印度国民大会党的支持。
罢工当天，20 万工人涌上孟买街头，不仅占领了纺织厂区，还封锁了孟买港的主要航道，甚至试图冲击英国殖民政府的孟买市政厅。英国殖民警察的镇压行动引发激烈冲突，仅 5 月 12 日当天就有 30 余名工人死亡，100 余人受伤，局势较 1919 年 11 月更为严峻。
面对升级的混乱局面，英国印度陆军司令部对湘西军团下达了 “全域布防” 的命令，要求其 “接管孟买市区的主要治安职责，确保交通枢纽、政府机关、外国侨民居住区的绝对安全”。
此时的湘西军团，经过 1919 年 11 月的实战历练，已形成一套成熟的秩序维护模式。接替周承辅担任湘西军团司令的陈开穹，根据孟买的城市布局，将部队划分为 “核心防御区”“冲突缓冲区”“外围支援区” 三个层级。
核心防御区包括市政厅、殖民银行、英国领事馆等关键机构，由装备机枪和轻型火炮的精锐部队驻守，实行 24 小时不间断巡逻；冲突缓冲区为纺织厂区、港口码头等罢工核心区域，由步兵部队与殖民警察联合布防，重点防止工人冲击核心区；外围支援区则部署骑兵，由骑兵旅长刘重威（3月接替刘建藩担任旅长），负责快速响应各区域的紧急求援，形成 “快速机动、全域覆盖” 的防御体系。
刘重威 ，1890年出生，湖南宝庆（今邵阳）人，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骑兵科，学业甚佳，多次演习夺冠。毕业后，他回湖南，被校友周振雷邀请加入湘西革命军，参与骑兵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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