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继续介绍了报告的其余部分：国际比较，引用了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等多民族国家处理语言和文化问题的案例，指出高压同化往往适得其反；建议部分，提出了具体的人道主义措施，包括要求俄国允许独立观察员访问芬兰的教育机构，要求保障被捕教育工作者的基本医疗权利，要求国际社会提供资金支持芬兰流亡者的教育项目等。
“最后，”莉娜合上报告，看着全场，“我想强调的是，这份报告的目的，不是谴责，是记录；不是煽动，是呈现；不是对抗，是呼吁。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芬兰的文化和教育困境，呼吁对受影响的人提供人道援助，呼吁各方，以对话和理性，寻找解决之道。因为最终，文化的多样性和教育的权利，不是任何民族的特权，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谢谢。”
她微微鞠躬，走回座位。短暂的寂静后，掌声响起，起初稀疏，然后变得热烈，持续了将近一分钟。莉娜坐下，感到一阵虚脱般的轻松，但心脏仍在狂跳。她看向索尔伯格，老人向她竖起拇指，眼中是毫不掩饰的骄傲。
提问环节开始。第一个问题是《斯德哥尔摩新闻报》的记者：“维尔塔宁女士，报告中提到安娜·科尔霍宁在狱中病危，消息来源是什么？是否可靠？”
“消息来源是教会网络和可靠的人道渠道。我们交叉验证过。出于保护消息来源的需要，我不能透露更多细节。但我们愿意与任何独立的国际组织，如红十字会，合作核实。”莉娜谨慎地回答。
第二个问题是德国《法兰克福报》的记者：“报告建议国际社会提供资金支持芬兰流亡者的教育项目。这是否意味着，变相支持芬兰的分离主义运动？”
“不。”莉娜摇头，“教育是基本人权。支持流亡儿童的教育，是纯粹的人道行为，不涉及政治立场。就像我们支持亚美尼亚难民的教育，支持波兰流亡者的文化保存一样。而且，报告强调的是语言和文化的保存，不是政治灌输。我们欢迎任何监督。”
问题一个接一个。有的关于数据细节，有的关于建议的可行性，有的关于俄国的可能反应。莉娜一一回答，保持冷静、客观、聚焦人道和文化。她避免了所有可能涉及政治立场的陷阱，始终将话题拉回到教育和文化的具体困境。
发布会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结束后，许多人围上来，要报告副本，询问更多细节。伦德斯特罗姆大使被几位外交官拉住谈话。索尔伯格先生走过来，低声对莉娜说：“非常好。回答得滴水不漏。俄国使馆的人脸色很难看，但挑不出毛病。今晚，瑞典、德国、英国的报纸，都会有报道。明天，外交部的吹风会，可能会被问到这件事。涟漪已经开始扩散了。”
莉娜收拾好文稿，准备离开。一位年轻女士走到她面前，递上一张名片：“维尔塔宁女士，我是《每日新闻》的记者。我们想就安娜·科尔霍宁的个案，做一篇深度报道。能否安排一次专访？我们也想联系她在芬兰的家人，或者她在教会的同事。”
“我可以提供一些背景资料，但出于安全考虑，不能透露具体联系人。”莉娜接过名片，“专访可以安排，但必须在委员会框架内，聚焦人道议题。”
“当然。谢谢您。”
走出礼堂，斯德哥尔摩的冬夜已经降临。雪停了，街道上覆盖着新雪，在煤气灯下泛着静谧的蓝光。莉娜深深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气，感到一种奇异的平静和力量。刚才的九十分钟，她站在了聚光灯下，为一个遥远国度的苦难发声，为那些在黑暗中坚持的人争取关注。这改变不了安娜的处境，改变不了特别状态，但至少，让世界听到了，看到了，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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