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廿三，夜，洛阳城西北角一处不起眼的小院。
这是刘贵的家。说是家，其实只是两间低矮的土坯房，外间做饭，里间住人，墙皮剥落处露出夯土，窗户用厚纸糊着，但寒风还是能找到缝隙钻进来，吹得油灯的火苗不停摇曳。
李世欢推开院门时，刘贵正在外间灶台前烧水。灶膛里的火光映着他黝黑的脸，眉头紧锁，像是有什么心事。见李世欢进来，他点点头：“侯景已经到了，在里面。”
里间比外间更窄，一张炕就占了大半。侯景盘腿坐在炕上，正拿着一把短刀在油石上磨，刀身与石头摩擦发出“噌、噌”的单调声响。他头也不抬，只说了句：“来了。”
李世欢脱下沾了雪沫子的外袍，挂在门后的木钉上，在炕沿坐下。炕烧得温热，寒气从脚底慢慢退去。他环视这间屋子——除了炕，就只有一张破桌子，一个旧木箱，墙角堆着几件旧兵器：一杆枪头生锈的长枪，两面皮盾，还有一副脱了漆的旧甲。
这是典型的寒门武人的家。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在身上、在手里、在战场上。
刘贵提着水壶进来，给两人倒了热水。碗是粗陶的，缺口处磨得光滑，不知用了多少年。他在炕沿另一头坐下，三人围成个小圈。
“蔡俊那人如何？”刘贵问。李世欢从河内郡公差回来后，跟他提过在驿站遇到怀朔老乡的事。
“能打，有经验，憋了一肚子火。”李世欢喝了口热水，“在秀容当队主，守烽燧，不得志。”
侯景停下磨刀，抬头冷笑：“又一个。这洛阳城里城外，像他这样的人没有一千也有八百。有本事怎样？能打怎样？还不是被那些姓元的、姓陆的压得死死的。”
刘贵沉默片刻，缓缓道：“我今日在城防营听到消息，兵部又下文书，要裁撤一批‘老弱冗员’，主要是边镇调来的、年过四十的低级军官。名义上是‘优抚返乡’，实际一文钱遣散费都不给。”
李世欢的手指在粗陶碗沿上轻轻摩挲。碗是温的，但心是冷的。
“什么时候？”
“明春开冻后就开始。”刘贵的声音很低，“听说第一批名单里，有七八个是我认识的，都是边镇出身，在洛阳熬了十几年，最后连口饭都不给。”
侯景“啪”地把短刀拍在炕上，刀身在油灯光下泛着寒光：“逼人上梁山啊！不给活路，那就别怪老子们自己找活路！”
李世欢没接话。他看向刘贵：“朝廷裁人，总要有个由头。这次是什么理由？”
“说是‘节省开支，充实国库’。”刘贵苦笑，“可谁不知道，省下来的钱，转头就进了元乂那些人的口袋。上个月元乂给他小儿子办周岁宴，光是从江南运鲜鱼就用了一百匹绢的运费——够养五十个老卒一年！”
油灯的火苗猛地跳了一下，像是被什么无形的东西惊扰。
李世欢放下碗，站起身。土坯房太矮，他站起来头几乎碰到房梁。他走到墙角，看着那堆旧兵器，伸手拿起那杆长枪。枪身是白蜡木的，握处已经被手汗浸得发黑，枪头的锈迹在灯光下像干涸的血。
“这把枪，跟着你多少年了？”他问刘贵。
“十二年。”刘贵说，“正光元年从怀朔带来洛阳，本想有机会上阵杀敌，结果……就在城防营仓库里生了十二年锈。”
李世欢把枪放回去，转身面对两人。他的影子被油灯投在墙上，拉得很长，几乎盖住半面墙。
“我在想一件事。”他开口，声音平静，但每个字都像秤砣一样沉，“这十二年来，这把枪为什么生锈？蔡俊为什么八年升不上去？那些要被裁撤的老卒为什么连遣散费都没有？还有南市的米商为什么不收新钱？大庄严寺为什么养僧兵？”
他顿了顿，目光从刘贵脸上移到侯景脸上，又移回来。
“这些问题，看起来各不相干。但我在河内郡那七天，在路上想明白了——它们其实是一件事。”
侯景眯起眼睛：“什么事？”
“这个朝廷，”李世欢一字一顿，“已经不会做正经事了。”
刘贵和侯景都愣住了。
“不会做正经事？”刘贵重复道。
“对。”李世欢重新坐下，双手按在膝盖上，“什么是正经事？治国，安民，练兵，理财，用人。可你们看朝廷这些年都做了什么？”
他开始数，手指一根根屈起：
“治国？灵太后和元乂斗得你死我活，最后太后被囚，元乂独大。这是治国吗？这是抢椅子。”
“安民？河北水灾，朝廷赈粮被层层克扣，灾民饿死，豪强发财。新钱一掰就碎，米价翻倍，市井混乱。这是安民吗？这是抢钱。”
“练兵？羽林军花架子，边镇欠饷，将领贪腐，兵部算计着怎么从战乱里捞钱。这是练兵吗？这是养寇自重。”
“理财？国库空了就加赋，加赋不够就卖官，卖官还不够就铸劣钱。这是理财吗？这是杀鸡取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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