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
承运殿偏殿书房内。
许奕面色如常直接了当地承认道。
闻听此言。
梵崇贤、宋元福二人脸上不约而同地闪过一抹如释重负之色。
与杨先安、朱宗廷、王文清三人不同。
梵、宋二人既非许奕姻亲又非许奕幼时玩伴。
故而。
梵崇贤、宋元福二人先天性地便存在些许不足。
也正因此。
梵崇贤、宋元福二人从不担忧许奕要‘如何如何’。
反而担忧许奕要‘如何如何’之际，却对二人遮遮掩掩。
现如今。
许奕轻飘飘的一句‘正是’。
无异于正式宣告梵、宋二人已然正式走进了燕王府真正的核心。
承运殿偏殿书房内。
许奕不动声色地将梵、宋二人神情尽收眼底。
随即面色如常道：“准确而言，兴建新官道是在为燕商铺路。”
“而燕商则是在为收取商业税一事铺路。”
王文清闻言不由得紧锁眉头道：“王爷欲推翻重农抑商这一历朝历代皆在施行的国策？”
“若真如此。”
“还请王爷恕臣直言，此举弊大于利。”
话音落罢。
杨先安、朱宗廷、梵崇贤、宋元福四人无不紧屏呼吸。
静待许奕下文。
诚如王文清所言。
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历朝历代皆在施行重农抑商一策。
归根结底。
商业的本质便在于东倒西卖。
此举固然能在短期内使城池亦或者国家更加的繁荣昌盛。
但从长期来看。
过于繁荣的商业反而不利于国家的稳定。
一来商贾不事生产，且东奔西走居无定所。
极其地不利于徭役的征调。
二来，过于繁荣的商业势必会引得大量的百姓弃农投商。
如此一来非但国家征调徭役困难。
就连从事生产的土地都极有可能大面积地荒废。
试问。
若无土地产出，何来的粮食？何来的桑麻？
又何来的商货？
届时。
整个国家自会从繁荣昌盛走向满目疮痍甚至于灭亡。
三来，商人逐利，最喜囤积居奇，且贪婪。
过于繁荣的商业势必会滋生出诸多富甲一方的大商贾。
当大商贾手中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时。
以大商贾的贪婪必然不会满足于现状。
其必然会从追求‘钱’转变成追求‘权’。
届时会发生什么自然不言而喻。
除此之外。
在由贩转变为商，再由商转变为富甲一方的大商贾这一过程中。
有一永远也绕不开的话题。
即官.商.勾.结，祸乱百姓。
也正因此间种种。
故而。
在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往往会不约而同地施行‘重农抑商’这一基本国策。
而在许奕原身所处的那个时代里。
如扫六合、四海归的始皇嬴政。
其将韩非‘重农抑商’理论付诸实施时就曾命令将‘贾人’与‘治狱吏不直者、诸尝捕亡人、赘婿’
等身份低贱者归为同类。
后又将他们充征或戍边。
如汉高祖刘邦就曾下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
以及本人及其子孙‘不得仕宦为吏。’
且算赋较之寻常人等加倍。
西晋时更是颁布贱商令。
勒令商人穿鞋必须一只白、一只黑。
隋朝以及唐初的统治者也曾重提贱商一事，禁止工商业者入仕为官。
唐太宗初定官品时曾言：‘设此官员，以待贤士。’
‘工商杂色之流，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
后，唐高宗彷汉高祖之法‘禁工.商.不得乘马，只准穿白衣，不准着黄’等等。
明太祖更是于洪武十二年颁令规定：‘农家许着绸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着绢布。’
‘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细纱。’
凡此种种。
归根结底。
皆为抑商。
承运殿偏殿书房内。
许奕闻言面色仍未有丝毫变化。
其身为福报而亡命者。
又岂会不明商贾做大之危害。
然而。
凡事皆有两面性。
人又岂能因噎而废食？
许奕面色如常地看向杨先安、朱宗廷等四人。
随即开口问道：“汝等四人是何看法？”
“回王爷。”杨先安略作定神，起身拱手行礼道：“臣附议。”
许奕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
随即看向朱宗廷、梵崇贤、宋元福三人。
其先前于偏殿书房外时。
朱、梵、宋三人恰恰与王、杨二人持相反态度。
朱宗廷、梵崇贤、宋元福三人默默对视一眼。
随即朱宗廷起身拱手行礼道：“回王爷。”
“臣以为特殊时期当行特殊之举。”
“现如今我燕地仅两郡之地、百万之民。”
“自事生产极其有限。”
“如棉花、粮草、草药等物皆需自他处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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