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结束了，工友们陆续离开，老陈收好投影仪，和郝铁打了声招呼也走了。店里安静下来，只剩下咖啡机偶尔的蒸汽声。
年轻人还在那里坐着，水已经凉了，他一口没喝。
“有什么事吗？”郝铁走过去，在他对面坐下。
年轻人抬起头，眼睛里有血丝，还有郝铁熟悉的恐惧——那种被逼到绝境，不知该往哪儿走的恐惧。
“我……我看到报纸上说的，这里能帮忙……”他声音很低，语速很快，像是背了很久的词，“我遇到点事，不知道怎么办……”
“慢慢说，不着急。”郝铁把声音放得柔和，“你叫什么？多大了？”
“陈小川，十九。”他说完，又补充道，“上个月刚满十九。”
十九。郝铁心里一紧。三年前，他在物流园扛包时，也遇到过这样的孩子，十六七岁就出来打工，因为没身份证，只能拿更低的工资，受更多的欺负。
“出什么事了？”
陈小川的嘴唇开始颤抖。他放下杯子，手在裤子上擦了擦，从夹克内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小心翼翼地打开，取出几张纸。
是医院的诊断书。郝铁接过来看，心里一沉——尘肺病。职业病史，初步诊断，二期。
“我在石材厂干了两年，打磨大理石。”陈小川的声音在发抖，“开始就咳嗽，厂里说是感冒，给了点药。后来越来越重，上个月咳出血了，去医院一查……”
他停住了，低下头，肩膀缩起来。
“工厂怎么说？”
“不承认。”陈小川的声音几乎听不见，“说我没签合同，不是正式工，是我自己身体不好。医药费一分不给，还把我开除了。宿舍也不让住，我……我在网吧睡了一星期。”
郝铁看着这个孩子。十九岁，尘肺病二期。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可逆的肺部纤维化，逐渐加重的呼吸困难，最终可能连走路都成问题。而治疗费用，对一个十九岁的孩子来说，是天文数字。
“劳动合同、工资条，这些有吗？”
“没有合同。工资是发现金，每个月三千五，领钱要签字，但签完他们就收走单子。我有工牌，还有这个——”他又从塑料袋里拿出一个破旧的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记着日期和金额，“我每天自己记的，哪天上班，几点到几点，发多少钱。”
郝铁翻开本子。字迹稚嫩但工整，从两年前的第一天开始，几乎没间断过。最后一条记录停在一个月前，旁边用红笔写着：“咳嗽，下午请假”。
“你的工友，能为你作证吗？”
“能，但……”陈小川抬起头，眼睛红了，“他们不敢。厂里说了，谁帮我说话，就开除谁。他们都有家有口，不能丢工作。”
郝铁沉默。他太了解这种恐惧了。当一个人的生计系于一份工作时，哪怕这份工作正在要他的命，他也可能选择沉默。
“你老家还有人吗？”
“奶奶，七十了，在乡下。”陈小川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他用手背狠狠抹掉，“我爸妈在我小时候就出去打工，再没回来。我不能告诉奶奶，她身体不好，知道了会……”
他说不下去了，整个人缩在椅子上，像一只受伤的小兽。
郝铁起身，又倒了杯热水，拿了几块苏晴早上烤的饼干，放在陈小川面前。
“先吃点东西。”他说，“你的事，我们管。”
陈小川愣住了，呆呆地看着郝铁。
“但你要答应我几件事。”郝铁看着他，语气认真，“第一，马上去找个安全的地方住，不能再睡网吧。第二，继续治疗，按时吃药，医生怎么说就怎么做。第三，把你记得的所有工友的联系方式，能想起来多少就写多少给我。第四，别放弃。”
“可是……医药费……”
“一步一步来。”郝铁说，“先认定工伤，有了认定，工厂就得负责。认定需要时间，医药费我先垫，以后从赔偿里扣。你有意见吗？”
陈小川的眼泪大颗大颗滚下来，他用力摇头，想说什么，但喉咙像被堵住了，只能发出呜咽的声音。
郝铁拍拍他的肩：“今晚你先住店里。二楼有个小储藏室，有张折叠床，虽然简陋，但暖和。明天，我带你去见林教授，她是专家，知道该怎么办。”
那天晚上，郝铁在二楼给陈小川铺床，苏晴煮了面条，加了两个荷包蛋，一大碗热汤。陈小川吃得狼吞虎咽，连汤都喝光了。
“慢点，别噎着。”苏晴轻声说，眼里满是心疼。
吃完，陈小川主动去洗碗，洗得小心翼翼，仿佛那是世界上最珍贵的瓷器。洗完了，他站在厨房门口，犹豫了很久，才说：“郝哥，苏姐，我会还钱的，一定还。”
“先把你的事解决了。”郝铁说，“去睡吧，好好休息。”
夜里，郝铁在楼下整理陈小川的材料。诊断书、工牌、那本密密麻麻的笔记本。他拍下照片，发给陈律师和林教授，又写了一封长邮件，详细说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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