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光复元年七月廿八，南京鸡鸣寺。
晨钟刚响过三遍，郑克臧便候在山门外石阶下。他换了身灰布直裰，戴着斗笠，看起来像个寻常香客。时辰尚早，寺门未开，只有几个扫落叶的小沙弥。
一辆青幔马车自御道方向缓缓驶来，车前插着面小旗——蓝底红日，是琉球王室的徽记。车停稳后，两名锦衣卫先跳下车，接着是尚贤。这位十六岁的琉球王子穿着大明赐的六品文官常服，面色苍白，眼窝深陷。
“郑公子久候了。”尚贤拱手，声音虚弱。
“不敢。”郑克臧还礼，心中诧异——锦衣卫竟未阻拦，显然已得了授意。
二人进了寺，在知客僧引导下来到大雄宝殿后的静室。锦衣卫守在门外，门一关，室内只剩下他们与一个老和尚——是鸡鸣寺住持，也是锦衣卫在僧录司的暗桩。
“王子殿下，”郑克臧开门见山，“家父临终前曾言，若见殿下，可讨一件东西。”
尚贤浑身一颤。他沉默良久，从怀中取出个油布包裹，层层打开，里面是个扁平的铁盒。盒盖上刻着一行小字：“若见吾儿克臧，可启之。”
“这是三个月前，郑将军托萨摩藩中的内应辗转送到我手中的。”尚贤声音发涩，“那时他已知……必败。”
郑克臧接过铁盒，手在颤抖。盒锁已锈，他用力一扳，“咔”一声开了。
里面是三样东西。
第一样，是张叠得整整齐齐的丝绢，展开来竟是幅精密的海图——不是大明常见的《郑和航海图》式样，而是西洋人的绘图法，经纬线纵横，标注着密密麻麻的佛兰芒语、西班牙语、日语注释。
第二样，是厚厚一叠书信，最早的纸已泛黄，落款是“崇祯十年”，最近的是“光复三年五月”。每封信的署名都不同：岛津久通、科内利斯·范·德·林登、菲律宾总督科奎拉……还有几个郑克臧不认识的日本、暹罗、占城人名。
第三样，是封火漆完好的信，信封上写着：“吾儿克臧亲启。若见信，为父已死。勿悲，细读之。”
郑克臧深吸一口气，先展开那封信。
字迹确是父亲手笔，但比寻常书信工整许多，仿佛每个字都斟酌再三：
“克臧吾儿：
见此信时，为父当已伏法。此生负国负君，唯不负者三：一不负台湾百姓，二不负郑家子弟，三不负……华夏海疆。”
郑克臧眼眶一热。
“三十年前，你祖父芝龙公初据台湾时，红夷、倭寇、西夷便已环伺。彼时大明海禁，水师衰微，欲保台岛，唯有周旋其间。此乃郑家不得已之苦衷，亦是滔天大罪。”
“崇祯十年，为父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缔约：彼助我火炮船舰，我许其在台设商站。崇祯十五年，萨摩藩侵琉球，为父暗中助琉球王族南逃，换取日本不犯台湾之诺。光复元年，西班牙人欲取鸡笼（基隆），为父以重金贿其总督，暂缓三年……”
一桩桩，一件件，是郑家三十年来在各方势力间的走钢丝。信越往后，字迹越潦草：
“然此皆饮鸩止渴。红夷要的不只是商站，是台湾；倭寇要的不只是琉球，是福建；西夷要的不只是传教，是改天换日！为父渐老，方悟此理：周旋终有尽时，唯有一战可定乾坤。”
“故为父起兵，非为裂土，实为……最后一搏。若胜，则整合郑家水师、台湾军民，举岛归明，以此为筹码，换大明重开海禁、重建水师。若败——”
墨迹在这里晕开一团，仿佛写信人曾停顿良久：
“若败，则以此盒中之物献于朝廷。海图所标‘银山岛’，位于琉球以东八百里深海，乃洪武年间闽人避难所发现，有银矿绵延三十里，足够大明十年军饷。书信所录，是郑家三十年来与各方往来密约，可助朝廷知敌深浅。”
“最后，告诉新皇：郑经一生，于国为贼，于海……无愧。台湾不可弃，海疆不可废。若大明真想光复，当有战舰千艘，旌旗蔽日，使红夷望风而遁，倭寇不敢东顾。如此，为父九泉之下，亦可瞑目。”
“父绝笔。勿念。”
信纸从郑克臧手中滑落。
他忽然想起父亲自缢前那晚，独自在安平王府望海楼上站了一夜。当时他以为父亲是在看台湾的江山，现在才明白——父亲看的，是海的那边。
“郑公子。”尚贤轻声道，“郑将军送此盒时，还有一句话托我转告：‘告诉克臧，郑家的罪，郑家担。但海疆的事……是整个华夏的事。’”
门外传来锦衣卫的叩门声：“殿下，时辰到了。”
郑克臧收起铁盒，对尚贤深深一揖：“谢殿下。”
“该说谢的是我。”尚贤眼中含泪，“若非郑将军当年暗中相助，我父王早已……罢了，这些旧事，不提也罢。公子快去吧，莫误了大事。”
走出鸡鸣寺时，朝阳已升。郑克臧抱着铁盒，觉得重若千钧。
父亲，您这最后一搏，赌上了性命、家族、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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