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立刻下令，组织部队趁日军士气低落，对日军发起反击。第九军士兵们士气大振，拿着武器冲出阵地，朝着日军发起冲锋，原本胶着的战局，因这场空中打击，开始朝着有利于中国军队的方向倾斜。
而在日军第 11 师团指挥部，师团长多门二郎看着炮兵联队与第 10 旅团的伤亡报告，气得浑身发抖，将手中的指挥刀狠狠插在地上：“中国空军！我定要让你们付出代价！”
可他心里清楚，失去了炮兵支援与物资补给，想要突破浏河防线，已是难如登天。此时的日军 11 师团，如同被打断了利爪的野兽，虽仍在嘶吼，却已没了往日的凶猛。
经过一个多月的防御战，第九军凭借着强大的火力与顽强的抵抗，给日军第 11 师团造成了沉重打击。加上空军的火力支援，日军第 11 师团伤亡近 1.4 万人，1 名联队长、3名大队长被击毙。
多门二郎师团长大怒，勒令作战不利2名的大队长剖腹自杀。
更致命的是，在一次空军轰炸中，日军第 11 师团指挥部被击中，师团参谋长三宅俊雄少将和第 10 旅团旅团长稻垣孝照少将被炸死，多门二郎本人也受伤，被迫离开前线。
随后，厚东笃太郎中将接替师团长职务，山国建二少将接替师团参谋长职务。
厚东笃太郎与山国建二上任后，为了挽回局面，发动了数次猛攻，甚至学习乃木希典进行 “猪突” 进攻 —— 日军士兵端着刺刀，不顾死活地向中国军队阵地冲锋。
但第九军早已做好准备，在阵地前设置了多层铁丝网与地雷区，同时用重机枪、迫击炮组成密集火力网。
日军的 “猪突” 进攻每次都以惨败告终，在 10 余天的时间里，又伤亡超过 4000 人，第 11 师团彻底被打残。
而第九军自身也付出了巨大代价，伤亡超过8000人，不少部队减员严重，但士兵们的斗志丝毫未减，依旧坚守在阵地上。
此后，日军因损失过大，加上第十九路军得到第九军的武器支援后加大了反击力度，同时中央军的增援逐渐增加，且日军海军和空军无法提供有效的火力支援，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1932 年 4 月中旬后的淞沪战场，硝烟虽未完全消散，却已弥漫着一种微妙的平静。
日军第 11 师团在浏河血战中被第九军打残，伤亡近 1.8 万人，剩余兵力不足万人，且失去了炮兵支援与物资补给。
海军第三舰队此前被五丈涂机场的空军重创，“加贺” 号航母受损、“大井” 号与 “夕张” 号被击沉；空军更是损失惨重，大量战机被击毁，飞行员伤亡过大，连2个飞行大尉队长都“玉碎”，无力再为地面部队提供有效掩护。
而中国军队这边，第十九路军在得到第九军的武器支援后，已发起局部反击，收复了闸北、江湾的部分阵地；第九军虽伤亡很大，但主力尚存，且依托嘉定补给点，物资供应逐渐恢复。
就在双方陷入僵持之际，国际联盟的介入打破了战局的平衡。
早在 “一?二八事变” 爆发后，国际联盟就曾多次召开会议讨论淞沪局势，英、法、美等国担心战事影响其在上海的租界利益，多次呼吁中日双方停火谈判。
但彼时日军凭借海空优势，妄图一举占领上海，对国际联盟的调解置若罔闻。
直到 4 月中旬，日军在浏河防线惨败，战局彻底逆转，国际联盟才再次抓住时机，由英、法、美三国驻华公使出面，向中日双方递交 “调停备忘录”，要求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开启和平谈判。
4 月 23 日，英、法、美三国公使在上海汇丰银行大楼主持召开首次调停会议。国民政府派出外交部次长郭泰祺为代表，日军则由驻华公使重光葵出席。
会议一开始，重光葵就摆出强硬姿态，要求中国军队先撤出上海市区，再谈后续条件。
郭泰祺当即反驳：“日军率先挑起战事，侵占中国领土，如今却要求中国军队撤军，毫无道理！若要停火，日军必须先退回战前防线，拆除在上海周边的防御工事！”
双方各执一词，会议陷入僵局。
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的妥协倾向逐渐占据上风。
蒋某人虽表面宣称 “坚持抗战”，但内心始终担心淞沪战事影响 “剿共” 大局 —— 当时革命组织已在赣南、闽西建立根据地，蒋某人正筹备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 “围剿”，不愿将过多兵力牵制在上海。
加上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日益恶化，长期抗战的物资储备难以支撑，不少官员也主张 “暂时停战，以图后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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