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穿透赫尔辛基议会大厅高窗的彩色玻璃，将圣乔治屠龙的图案投射在深色橡木地板上。曼纳海姆坐在实业派议员席第三排靠过道的位置，这是三个月前补选获胜后分配到的座位。他二十八岁，是六十四人议会中最年轻的五位议员之一，深棕色头发梳理整齐，灰色眼眸紧盯着主席台上那个空着的总督座位。
大厅里弥漫着焦虑的气息。左侧亲俄派议员们穿着深色礼服，胸前别着沙俄帝国的双头鹰徽章，三三两两低声交谈，不时朝实业派席位投来意味深长的目光。右侧实业派这边气氛凝重，老议员科尔霍宁坐在首排，腰背挺得笔直，但曼纳海姆注意到老人握拐杖的手指关节有些发白。中间派的农业区议员们散坐在各处，表情犹疑，像等待风向的芦苇。
旁听席挤满了人。前排是工厂主和商人——伊瓦洛钢厂的销售经理、凯米河焦炭厂的股东代表、赫尔辛基港的货运代理人，他们衣冠楚楚但面色紧张。后排是记者，手里的铅笔在笔记本上悬着，等待记录即将到来的风暴。最后面站着些普通市民，是曼纳海姆选区来的工人代表，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手指粗糙，眼神里混着期待与不安。
“总督大人到——”司仪官高喊。
全体起立。博布里科夫伯爵从侧门步入，穿着全套总督制服：深绿色呢料上衣缀着金色穗带，猩红色绶带斜挂胸前，大大小小十几枚勋章在晨光中闪烁。他五十五岁，灰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脸庞因长年军旅生涯而棱角分明，蓄着精心修剪的络腮胡。走到主席台右侧特设的席位前，他微微点头示意，众人落座。
议长敲响木槌，橡木与橡木的撞击声在大厅回荡。
“诸位尊敬的议员，根据《芬兰大公国议会章程》第三十七条，今日召开特别会议，审议《芬兰大公国特别税法草案》。提案人伊格纳季耶夫议员，请发言。”
伊格纳季耶夫站起身。这位俄国裔议员五十八岁，在芬兰生活了三十年，娶了芬兰妻子，能说流利的芬兰语和瑞典语，但口音里依然带着圣彼得堡上流社会特有的卷舌音。他走到雕花橡木讲台前，从深蓝色礼服内袋取出讲稿，展开时纸张发出清脆的响声。
“尊敬的博布里科夫总督，诸位同僚。”他的声音洪亮，经过大厅拱顶的反射显得更加威严，“在开始之前，请允许我宣读来自圣彼得堡的帝国财政部公函。”
他从文件夹里抽出一份盖着红色火漆的文件，用俄语念道：“奉全俄罗斯皇帝、芬兰大公亚历山大二世陛下之命，鉴于帝国在近东战争中之巨大支出及柏林会议后欧洲局势之需求，帝国财政部经评估，认为芬兰大公国应分担特别防务经费二百五十万帝国卢布。此款项应于本年度内缴付……”
念到数字时，旁听席传来压抑的惊呼。曼纳海姆看到前排的工厂主们交换着惊恐的眼神——他们清楚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
伊格纳季耶夫放下公文，换上芬兰语：“根据帝国财政部评估，芬兰大公国去年财政收入约一千四百万马克，折合五百万卢布。考虑到芬兰的经济发展和帝国长期以来的慷慨支持——请注意，自1809年以来，帝国从未向芬兰征收过直接税——征收二百五十万卢布的特别税，是完全合理且必要的。”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这不是惩罚，是责任。帝国保障了芬兰七十年的和平与自治，现在帝国需要时，芬兰理应回报。这不仅是财政贡献，更是忠诚的体现。我恳请诸位，以大局为重，通过此法案。”
鞠躬，下台。亲俄派席位响起掌声，但稀稀拉拉，像秋雨打在铁皮屋顶上。实业派这边一片死寂，只有翻动文件纸张的沙沙声。
“请反对方发言。”议长说。
科尔霍宁缓缓站起身。这位七十三岁的老议员是实业派的灵魂人物，在议会四十年，亲历了芬兰自治的黄金时代，也见证了俄国控制的一步步收紧。他没有走向讲台，就站在自己的座位前，双手扶着雕花椅背，指节因用力而发白。
“伊格纳季耶夫议员说，这是‘合理且必要’的税。”科尔霍宁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晰得像冰锥敲击石板，“那么请问，这个‘合理’是如何计算的？一千四百万马克的财政收入，是全省的收入，不是赫尔辛基一市的收入。这笔钱要支付两千名公务人员的薪水，要维护一千二百公里道路，要维持三百所公立学校，要补贴遭遇霜冻的农户……如果抽走二百五十万卢布——”
他转身，目光直射博布里科夫：“——约六百七十五万马克，相当于财政收入的一半——请问总督阁下，剩下的钱，还够做什么？”
博布里科夫面无表情，手指在椅子扶手上轻轻敲击，一下，两下。
科尔霍宁走到大厅中央，从怀里掏出一本用细绳装订的小册子，纸张边缘已经磨损。这是他三天前请格里彭伯格家族协助统计的数据，由查尔斯亲自核对，曼纳海姆熬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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