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降后的晒谷场铺满了金黄的玉米秸秆，王二婶蹲在秸秆上，把刚从地里挖来的土豆往麻袋里倒。大小不一的土豆滚在一起，最大的像个小皮球，最小的只有鸡蛋大，还有些带着虫眼和疤痕，混在中间格外扎眼。“管它大小，能卖钱就行。”她用袖子擦了擦额角的汗，麻袋口的绳子勒得手指发红，“贩子来了一秤称，省得费那功夫挑拣。”
我抱着三个竹筐从仓库里出来，筐沿分别用红漆写着“大”“中”“小”。“二婶，咱得分级卖！”我把筐子摆在她面前，“大的能供超市，中的赶集卖，小的送淀粉厂，这样算下来能多赚不少钱。”
王二婶直起腰，看着我手里的筐子直撇嘴：“分级？那得挑到猴年马月！去年我家的土豆混着卖，贩子给八毛一斤，省下来的功夫还能去摘棉花，里外里差不了多少。”她抓起个带疤痕的小土豆往麻袋里扔，“你看这小的，单独卖谁要？”
旁边收拾谷堆的李大叔凑过来，手里还攥着把脱粒的木叉：“二婶说得对，分级太费人工。我家那三亩地的土豆，要是一个个挑，得请两个人帮忙，工钱都比多卖的钱贵。”他指了指远处驶来的收购车，“你看贩子都来了，再磨蹭人家就走了。”
我把筐子往地上顿了顿，拿起个碗口大的土豆放进“大”筐：“超市收一级薯，个头均匀、表皮光滑的，能给到一块二一斤；这种小的虽然卖不上价，但淀粉厂收去做粉条，比混在里面按八毛卖划算。”我从口袋里掏出张纸条，上面记着不同收购渠道的价格，“您看，大薯一块二，中薯一块，小薯六毛，平均下来比混卖多两成还多。”
王二婶的眼睛亮了亮，但手指还是没停地往麻袋里装土豆：“可这挑拣太费事儿了。我这老腰，弯一会儿就直不起来。”
“我帮您挑！”我蹲下来，捡起个大土豆擦了擦泥，放进“大”筐，“咱们找几个婶子一起干，边唠嗑边挑，快得很。”
说话间，收购贩子赵老板已经开车到了晒谷场。他摇下车窗，探出头喊：“二婶，今年的土豆还按去年的价收，八毛一斤，咋样？”
王二婶刚要应声，我赶紧按住她的手：“赵老板，我们分了级，大薯一块二，您要不要？”
赵老板愣了一下，推开车门走下来：“分级？你们村还搞这套？”他走到“大”筐前，拿起个土豆掂了掂，又翻过来看看表皮，“嗯，这薯确实周正，超市能卖上价。行，大薯我要了，一块二就一块二。”
王二婶这下没话说了，赶紧喊来隔壁的张婶和李婶帮忙。四个女人围着土豆堆蹲成圈，手里的动作飞快：大的往红筐里扔，中的往蓝筐里放，小的和带伤的往绿筐里归置。李大叔看得眼热，也放下木叉凑过来：“我也分分看，要是真能多卖钱，我家的也这么弄。”
挑拣的学问还真不少。我教她们按直径分：超过十厘米的算大薯，得表皮光滑、没虫眼、没疤痕，连泥土都得擦干净；五到十厘米的算中薯，允许有轻微的表皮擦伤，但不能有深疤；五厘米以下的和带虫眼的，都归到小薯里，专门送淀粉厂。
“你看这薯，”张婶举起个表皮有浅痕的大土豆，“就这点伤，算不算大薯？”我接过来看了看，疤痕没超过一厘米，还在表皮层：“算！这种浅伤不影响食用，超市能收。”
李婶则拿着两个大小差不多的土豆比来比去：“这个圆一点，那个扁一点，哪个算大的？”“按重量算，”我笑着说，“只要够分量，形状不用太讲究，超市卖的时候会按重量称。”
晒谷场渐渐热闹起来。男人们把分好级的土豆装袋，女人们继续挑拣，孩子们则在旁边捡掉落的小土豆，说是要带回家烤着吃。赵老板的伙计已经开始过秤，大薯装了满满三麻袋，称下来有六百斤，光这一项就卖了七百二十块。
“乖乖，”王二婶数着钱，手指都有些发颤，“这才挑了一半，就比去年混卖一整袋多了！”她忽然加快了挑拣的速度，眼睛瞪得溜圆，生怕漏过一个大薯。
李大叔也学着我们的样子分自家的土豆，他笨手笨脚的，把好几个中薯误放进了小薯筐。“你看你这眼神，”王二婶笑话他，“这薯至少有八厘米，咋能放小筐里？”李大叔挠挠头：“我瞅着它扁，就觉得小。”
“得用尺子量！”我回家拿来卷尺，在每个筐边都放了一把，“别光靠眼睛看，尺子最准。”李大叔拿着卷尺挨个量，嘴里还念叨着：“九厘米，中薯；十二厘米，大薯……”
太阳偏西的时候，所有土豆都分完了。王二婶家的两千斤土豆，分出大薯七百斤，中薯九百斤，小薯四百斤。按赵老板给的价，大薯七百乘一块二是八百四十块，中薯九百乘一块是九百块，小薯四百斤联系了淀粉厂，六毛一斤是二百四十块，总共一千九百八十块。
“要是混着卖，”张婶帮她算账，“两千斤乘八毛才一千六，这一分级，多卖了三百八十块！”王二婶笑得合不拢嘴，非要留我们吃饭：“今晚我杀只鸡，咱庆祝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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