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哭了。
他扛着那三匹布，去了布铺。
掌柜的正在店里骂娘，见周栓子扛着布进来，愣住了。
周栓子把布往柜台上一放，低着头，声音闷闷的：
“俺偷的。俺还回来了。要送官，随你。”
掌柜的站在那里，望着这个平日里见了他都绕道走的混混，半天没说出话。
他忽然摆了摆手。
“走吧。”他说，“往后别来了。”
周栓子抬起头，愣愣地望着他。
掌柜的没有看他，低头整理那三匹布。
周栓子站在那里，站了很久。
然后他转身走了。
走出布铺，走出东街，走回家去。
他娘还坐在屋里，那把菜刀还搁在桌上。
周栓子走过去，跪在他娘面前，磕了三个头。
“娘，俺往后不偷了。”
老太太没有看他。
她只是把菜刀收起来，放回灶台上。
“饿了吧？”她说，“锅里还有半碗粥。”
这事传出去之后，有人说掌柜的心太软，应该把那小子送官。有人说那小子他娘厉害，一把菜刀就把儿子治了。还有人说，那小子这回是真怕了，往后应该不会再偷了。
秦文远听说了这事，去乱石村的时候，讲给林越听。
林越听完，没有说话。
过了很久，他轻轻说了一句：
“那小子，往后不会偷了。”
秦文远愣了一下：“师父怎么知道？”
林越望着远处那片棉田。
“因为他娘还在。”他说，“他怕他娘。”
秦文远坐在那里，琢磨着这句话。
琢磨了半天，他忽然懂了。
不是怕他娘打他。是怕他娘为他伤心，为他丢脸，为他拿起菜刀。
人心里有了怕的东西，就不敢再走歪路了。
八月里，又发生了一件事。
河间府那边来了个货郎，挑着担子走村串巷卖杂货。走到乱石村时，天已经黑了，他想找户人家借宿。
头一家，开了门，听说他要借宿，二话没说就让他进去了。
那户人家是周二贵家。
周二贵媳妇刘氏给他盛了一碗粥，又腾出一间柴房，铺了干净草席，让他歇息。
货郎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从担子里掏出两包针线，非要送给刘氏。
刘氏摆摆手，说：
“不用。俺们这儿，不兴这个。”
货郎愣了一下，问：“那兴什么？”
刘氏想了想，说：
“兴互相帮衬。”
货郎没听懂。
可他在乱石村借宿那一晚，睡得格外踏实。
第二天一早，他挑着担子继续走。走出村口老槐树，他又回过头来。
晨光里，那些青砖瓦房静静的，炊烟一缕一缕升起来，歪歪斜斜的。
他站在那里，望着那个村子，望了很久。
然后他转过身，沿着那条官道，慢慢走了。
后来，那货郎每回路过这一带，都要绕到乱石村来，跟周二贵家打声招呼。有一回，他带了一包南边的茶叶，非要送给周二贵。周二贵不收，他硬塞，最后两个人在院门口推来推去，推了半天，还是周二贵的媳妇刘氏出来，把茶叶收了，又回赠了一包自家晒的干枣。
货郎走的时候，逢人就说：
“那村子的人，厚道。”
那年秋天，县衙的刑房刘书吏做了一次统计。
他把泰昌二十一年到二十八年的案卷，翻出来对比了一遍。
二十一年，全年案子四十七起。偷盗十八起，斗殴十五起，争水争地九起，其他五起。
二十八年，到八月底为止，案子七起。偷盗两起，斗殴三起，其他两起。其中偷盗那两起，一起是外县流窜犯干的，一起就是周栓子那回——还破例没算进去。
刘书吏把这统计呈给方县尊。
方县尊看了，沉默了很久。
他把那份统计折好，放进抽屉里。
然后他起身，走到窗边，望着外头。
县衙门口那棵老槐树下，还是那些小贩，还是那些行人，还是那些下棋的老汉。
一切如常。
可他知道，一切都不一样了。
腊月里，秦文远又去了乱石村。
他把这一年的见闻，一桩一桩讲给林越听。
讲周栓子不偷了，如今在城东一家铺子里当伙计，干得挺卖力。讲那个货郎逢人就夸乱石村厚道，引得好几个外乡人专程绕路来看。讲县衙的案卷一年比一年薄，刘书吏闲得发慌，天天蹲在衙门口跟人下棋。
林越听着，有时点点头，有时嘴角动一动。
讲完了，秦文远望着师父，忽然问：
“师父，您说，这是为什么？”
林越望着远处那片被冬阳晒得泛白的棉田。
“因为人心里有东西了。”他说。
秦文远没听懂。
林越没有解释。
他只是靠在藤椅上，阖上眼。
过了很久，他轻轻说了一句：
“有地种，有活干，有饭吃，有书读。心里踏实了，谁还去偷去抢？”
秦文远坐在那里，琢磨着这句话。
琢磨了很久，他忽然懂了。
远处，便民堂的灯已经亮起来了。
赵守田他们应该还在里头，叽叽喳喳的，不知道又在争论什么。
更远处，县城的某个角落里，周栓子应该正在收拾铺子，准备打烊回家。他娘应该已经做好了饭，等着他回去吃。
林越阖着眼。
那些声音很远，又很近。
近得好像一伸手就能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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